“自我关涉”才是真正的“善意”

“自我关涉”才是真正的“善意”人质：托马斯?伊根身份：美军无人机驾驶员结局：被解职在一众反恐题材电影中，《善意的杀戮》有个最大的亮点，即真实详尽地呈现了一种全新的杀戮方式——无人机袭击。它充分体现了先进的军事科技，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即“去实体化”（齐泽克语），或者说是被影像化了——战场只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我随时随地可以杀死你，而你却根本不知道导弹从哪里飞过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当然，这是指强弱之间的战争。对参战军人而言，发动攻击如同电脑游戏：锁定目标，摁动摁扭，目标在屏幕上顷刻间灰飞烟灭。美国作为这一军事革命的引领者，不但已经将无人机陆续装备到连排级基层作战部队，还将其广泛应用于全球反恐行动，所以，这不是科幻，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片中男主人公托马斯?伊根所在的拉斯维加斯军事基地，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且和媒体描述一致。据CNN报道：在距离赌城拉斯维加斯仅一小时车程的沙漠基地里，一组平房毫不起眼，但其重要性却等同于一战时的战壕——今天的战士正是躲在这些平房里，靠无人机袭击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由于影片的真实性（据真实事件改编）、敏感性（无人机计划为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以及政治上的“不正确”（和虐囚丑闻一样涉及了反恐战争的丑恶面），不难理解，当影片的编导安德鲁?尼科尔把这个剧本交给美国国防部以寻求支持时，他被拒绝了。影片名为GoodKill，这是执行完攻击任务后托马斯和指挥官的口头语，本意是正中目标，干得好。这一片名被译作“善意的杀戮”，和本章中另一部影片的名字“必要的杀戮”（EssentialKilling）异曲同工。如果抛开和平主义的观点，那么要如何区分杀戮的善与恶，必要和不必要？理论上也许相对容易，但从战争实践来讲就要复杂模糊得多。人们愿意在战场上给正义和道德伦理预留多少空间，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就这两部影片而言，它们的立足点一个是杀戮方，一个是被杀戮方，不管编导的主观意愿如何，它们在客观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种区分的艰难——你很难肯定地下结论，哪一方的杀戮是“善意”或者“恶意”，完全“必要”或者“不必要”。所谓“善意的杀戮”，更多是表达了一种反讽。片中的大部分杀戮，尤其是后来受中情局指挥的反恐行动，都有“善恶交融”的意味，对于平民、尤其是妇孺的连带伤害，用“误炸”这个词已经不准确了，有些情形属于故意滥杀。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情局及最高指挥部滥用权力，在无人机攻击中采取了一种被称为“特征袭击”（signaturestrike）的方式，即在并不确认具体攻击对象的情况下仍然发动致命袭击，只要目标的行为特征看起来和恐怖分子相像，或者出现在恐怖分子身边及袭击地点附近，就被视作恐怖分子的“同谋”。虽然在现实中美国官方对此加以否认，声称他们的审核程序非常严密，甚至反因过于严密而贻误战机，但这种袭击方式却被美国国内的泄密者披露给了媒体，与此同时，关于无人机炸死平民的报道也屡见不鲜。无论现实中还是影片中，美方对于这种攻击方式都有一套说辞，这个留待后文再作展开。片中最能起到点题作用的，是结尾处托马斯的一次“个人执法”。编导在主观上较为明显地倾向于肯定这是一次“善意的杀戮”，在影像语言上也把托马斯表现为一名充满正义感的英雄。从正面的角度讲，他在被解职并接受调查之前，最后一次“擅用职权”，勇敢地为屡遭塔利班分子强暴的阿富汗妇女做了一件匿名的“善事”；但从客观理性的角度讲，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与他之前被动执行的那些杀戮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处于法律的边缘地带，都走向了“过度”。如《必要的杀戮》一文所述，“过度”是反恐战争的主要特征。一名正义之士，怀着正义的冲动，却可能做出非正义的举动，而且可能事与愿违地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影片中的情形，是那名受害女子也险些和施暴者一起被托马斯炸死）。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阐释片名所蕴含的反讽了。事实上，如果编导想要引发男主人公以及观众更为强烈的震撼和更为深刻的反思，那么，他或许应该选择让那名女子——托马斯原先的同情和保护对象，死于托马斯为其“伸张正义”的袭击行动。这一结尾方式当然更“刺激”更“黑暗”，但它也无疑更能揭示常常出现于反恐行为中的善恶交融，以及善恶之间存在的这种可怕的转换机制。无人机采取的是“影子作战”和“摁键杀人”的方式，而且是秘密实施的海外打击。当杀人变得越来越简便快捷时，也就意味着其危险性越来越大。那么应该如何限制权力、减少随意性，降低对无辜平民的伤害以保证杀戮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呢？这在现实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种电脑游戏般的新型作战方式，虽然从军事角度讲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攻击方而言做到了“零伤亡”，但它依然不可避免地给参战军人带来道德困惑和心理创伤。虽然目前在媒体中尚未见到无人机驾驶员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报道，但可以预计，随着无人机投入实战的频率不断增加，在现实中像本片主人公托马斯这样面临心理崩溃的军人也将随之出现。正如一名美国军官所言：“再先进的武器装备,再强大的火力，都救不了所有官兵的心”。影片编导安德鲁?尼科尔出生于新西兰，曾在伦敦从事了十多年电视广告制作，后转至洛杉矶进入电影圈。由他创作的剧本《楚门的世界》一鸣惊人，成为奇幻经典。此后，尼科尔找到了他独特的电影主题，人造现实，这基于他的一个想法——“所有人都会质疑各自生活的真实性”。迄今为止，他拍摄过三部科幻片，其中导演处女作《变种异煞》（1997）探讨的是未来的基因科技将如何控制、左右人类的命运，追求完美的界限在哪里。未来世界可能比现实世界更科学有序，但也可能更冷酷。《西蒙妮》（2002）讲述的是借助先进的电脑程序设计出来的完美、逼真的虚拟女演员，如何成为被人疯狂追捧的偶像，以至于没人愿意相信她是假的。《时间规划局》（2011）则幻想未来所有人都被设置了固定的死亡时间，一旦到了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花钱购买时间才能延续生命。尼科尔以此讽刺现实社会中人们为永葆青春、延长生命而无所不用其极，在他看来，这是心智和思想不成熟的表现。《善意的杀戮》虽然是现实题材，但对于权力、人性还有科技的阴暗面等主题的探讨，和之前的影片一脉相承。尼科尔还拍摄过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战争之王》（2005）——该片通过一名军火商的传奇经历，揭露了军火交易的疯狂内幕和它带来的巨大危害。这名“战争之王”终因家破人亡而受到了良知的拷问。在这部电影中，尼科尔已经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摁键杀人”，杀人于千万里之外，这种近乎“人造现实”的现实，激发了尼科尔的创作欲望。对于这种新型战争，他试图选择一种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中间立场，自言只希望影片能成为一则“警世预言”。他在威尼斯电影节接受采访时说：“没有靴子和美国士兵的尸体散落在地面，才能让公众愉快起来——尽管现实中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些无辜平民被杀害的事实。当我与军事顾问聊天时，我问他们是否会执行CIA的飞行任务，他们回答我‘无权讨论这个问题’，换句话说，答案是肯定的。”影片中的五人作战小组中，现场指挥官和两名队员便持这种态度，他们尽管对于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于心不忍，但仍然选择服从命令，而托马斯和另一名女队友则最终选择了不同形式的反抗。尼科尔自己所持的态度是：“无法原谅，但可以理解”。他说：“我曾与那些驾驶员聊天，他们经常亲眼目睹残酷暴行的发生，然而无能为力。关于战争的后果，正如我们之前所经历的二战、越战一样，无数退伍军人要面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无人机驾驶员同样也要面对这一切。”如片头字幕所示，美军于“9?11”之后开始在战区使用无人机，片中的故事发生于2010年最大规模的定点清除行动期间，所以攻击密度非常高。影片一开始形象地展示了无人机驾驶员独特的参战方式，和极具梦幻感、分裂感的生活方式。曾驾驶F16战斗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执行战斗任务的托马斯，现在再也不用上天了，他的工作形态更像一名坐班的办公室职员，只不过他穿着军装。作战室是军事基地内一间可移动的全封闭平房，被戏称为“盒子”。他坐在操控台前面对电脑屏幕，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寻找和监视目标上，非常枯燥、单调，但又不能分神。即便是执行攻击任务，看上去也很“简单”——锁定目标，倒数“三、二、一”，摁动导弹发射摁键，计算并报出击中地面目标的时间，然后，就只见屏幕上一团火光和烟雾，GoodKill（正中目标），清点尸体（按托马斯的说法，如果运气好还能分清肢体的话），汇报战果，战斗结束。跟在前线战场上厮杀的最大不同是，参战军人除了接到紧急任务需要加班外，正常情况下在“盒子”里工作12个小时后就可以准时下班回家，由另一个作战小组轮班上岗。作战室的门上贴着“你现在离开的是美国”，这句戏谑之语提醒着下班的军人们从“虚幻”回到现实。托马斯回家前先去超市购物，收银员问他军装上的飞行员标志是不是真的，他无法想象面前的这位飞行员不但是真的，而且刚从阿富汗上空“回到”美国。托马斯说：“今天炸死了六个塔利班分子。现在我准备去烤肉了。”他之所以不怕泄露军事机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说了也没人信，而杀戮和回家烤肉这两件事，竟然可以发生在同一天。这种类似于办公室职员的“福利”，却并没有让托马斯觉得轻松，从院子里做烧烤的炭火中，他仿佛看见了今天的杀戮。按心理学上的解释，炭火这一平常的、甚至应该说是幸福的生活场景，成了唤醒当事人对创伤事件的回忆和体验的“扳机点”。入夜，托马斯躺在床上，镜头角度先是倾斜，然后慢慢回正……他下意识地逃避了妻子莫莉的亲近，莫莉后来不止一次地说他“看起来好遥远”。这些都寓示着托马斯的心理疾患，它并非一日之寒，驾驶无人机之前的战争经历很可能已经让他罹患PTSD，如今他的病情并没有因为新型作战方式，以及可以下班回家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团聚而得到缓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严重了。他与妻子的身体距离虽然近了，但心理距离依然遥远。影片用来突显梦幻感和分裂感的，还有拉斯维加斯和阿富汗在地貌上的巨大反差。一个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它的繁华与纸醉金迷成为美国的多重表征之一，而屏幕上的阿富汗，却是一片灰黄、贫瘠。一次托马斯和队友一起去艳舞酒吧喝酒玩乐，有人讽刺说——“如果你想知道文明的结果，就来拉斯维加斯”；美国认为世界都在这里（拉斯维加斯有仿制的金字塔、埃菲尔铁塔、凯旋门、自由女神像等世界各地的标志性景观），但这里也是“文化的毁灭之地”。这种地貌上的反差，还引申出这场战争的不对称性。齐泽克对反恐战争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我们反击谁？无论做出怎样的反击，都永远不会命中目标，令我们心满意足。”在他看来，阿富汗战争是一个终极个案——“世界上最大的强权国家轰炸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那里，农民以贫瘠的山丘为生，几乎难以维持生计”；“阿富汗倒是个理想的攻击目标，那里在过去的连绵战事中已经夷为废墟，也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然而这恰恰表明了“美国的无能”。他由此评论道：“反恐战争发挥着表演的功能，其真正目的是哄骗我们，让我们产生虚假的安全感。”片中托马斯的指挥官杰克有一次也唱衰美国，并讽刺美国在阿富汗赢得的“胜利”，他说：“超级大国都将灭亡。英国不行了，苏联不行了，我们也不行，成吉思汗也没能维持多久。没人能在阿富汗赢得战争。获胜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子弹打不到的空中。”影片借指挥官杰克对新学员的训话，详尽解释了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优势：“你们看到的不是未来的战争。就在这里，就是现在。不论白天黑夜，天空中都有无数架这样的飞机，都有我们的士兵进行远程控制。这些新的‘国际鸟’大部分用于阿富汗。它们一旦在空中，就意味着局势由我们掌控。你们哪儿也不用去，但事实上你们无处不在。”他对大家强调：“不要犯任何错误，你们杀的是人。虽然你们每天操纵的是遥控飞机，但这里不是游戏机房——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打游戏。战争现在就是射击游戏，只是你在这里扣动的扳机都是真的，你炸出来的不是像素点，是血和肉。你在这里每扣动一次扳机，都会有人死。”他驳斥了公众对于空军战斗力的怀疑，因为美国空军订购的无人机数量惊人，此言的确不虚。根据《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郝洲在《跟着美军上战场》一书中披露，美国已经投入使用的无人机多达75种，正在研制的还有数十种，已建立起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大中小型、战略及战术侦查、通信中继、电子对抗、攻击作战等各层面、各性能梯次搭配的作战网络体系。另据2012的媒体报道，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军事战略，美国空军任何时候都有61个拥有打击能力的无人机编组在全球各热点地区空中巡逻，每个编组至多有4架无人机。根据新计划，五角大楼将要求空军拥有足够的无人机以维持65个巡逻编组，并在必要的时候增加到84个。影片中，杰克说托马斯在F16上待了3000个小时，其中包括60次巡逻，200场战斗，而现在这些新学员只有40小时的操作经验就被送到这里。这间接说明了美国无人机发展之迅速，对操纵员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乃至供不应求，这同样是实情。比如负责对美国陆军无人机操纵员进行一站式培训的亚利桑那州瓦丘卡堡无人机训练营，其每年的培训人数要超过2200人才能满足需求。训练营营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每天得工作16个小时，周末无休，如此才能赶上培训进度。关于那些新学员，杰克还语气肯定地对托马斯说了这么一句：“他们很快就会想干这个，在第一天就会体验到乐趣。”但如果这种乐趣从技术层面发展到杀戮本身，问题就严重了，这也是高科技最令人担忧之处。美国著名军事研究专家彼得?辛格博士在《新亚特兰蒂斯》杂志上引用一位随军牧师的话警告说：“因为战争中的危险性越来越小，而且轻而易举就能杀死敌人，所以参战者越来越体会不到战争的可怕之处。他们看到的敌人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屏幕上显示的一个个光点。因此，战争的可怕之处给人们带来的威慑力面临着逐渐丧失的现实威胁。”杰克为了安慰托马斯，请他记住他在那里“不是死神”，但托马斯仍想上飞机回前线，这个念头在所有人看来都很疯狂。作战小组新来的女队员、托马斯的新搭档苏亚雷斯，一开始对这一新职业充满向往，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但在经历了残酷的杀戮、手上沾染了妇孺的“血和肉”之后，她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所以她和托马斯惺惺相惜，成为知己。苏亚雷斯顶替的队员是因吸食可卡因而被解职的，虽然影片没有交代其吸毒的原因，但它表明，美国军人在越南战场上干过的事（越战士兵估计将近80%吸食大麻），在“游戏机房”里也一样会干。无人机袭击可以有效地实施定点清除，托马斯的操纵技能也十分高超，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导弹从发射到击中快速移动目标的延迟时间，然后瞄准目标将要到达的方位，一举命中。但在这个时间差内也会出现意外，有一次两个孩子突然出现在目标附近，而托马斯已经来不及取消发射。杰克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意外，不是他的错——“我们那时候都扣动了扳机”。指挥官和下属一起分担责任，这一点令托马斯心怀感激，但随后杰克便把责任推卸到了塔利班头上——“我们在无人机里看不见孩子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们知道孩子的存在，他们是故意让孩子成为靶子”。影片的一个转折，是无人机作战指挥架构的转变：托马斯所在的作战小组接受中情局的指挥，他们可以同步看到作战室内看到的一切，从最高指挥部接受命令。如此一来，杰克的职能就只是接受中情局官员兰利通过电话下达的命令，在现场充当其传声筒。新的指挥方式带来的实质性变化，是杀戮的升级，托马斯心理疾患也因此进一步恶化。杰克事先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实施‘特征袭击’。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坏蛋，现在又提出所谓‘特征袭击’理论，也就是说攻击不是建立在罪名，而是企图和行为之上。”苏亚雷斯当即提出质疑。杰克说，对此他也有不同意见，或许他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管他妈的，杀了这些人比活捉简单”。有人接口讽刺说，“活捉了他们还得拷问”，但杰克将那些呼吁善待战俘的人斥为“伪君子”，因为活捉他们要冒更大的风险——“民众们已经厌倦了看到本国士兵不断牺牲，五角大楼已经对半岛电视台公布的处决美军战俘的视频尴尬不已，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我们现在有了处置权。别问我这场战争是否人道，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我们来说这只是战争”。由中情局指挥的首次攻击任务，就显示了其“强大的威力”，而且兰利规定对情报的可靠性、目标身份的确定性均不得提出异议。即便报告在攻击目标周围发现大量平民，杰克仍被要求下达攻击命令，兰利的理由是：“我们已经在之前的事件中死去了不少平民。我们需要小心行事，但不要被他们迷惑住，他们很多目标都把妇孺当作挡箭牌，就是为了避免受到打击。我们得把他们的生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很显然，此时的情形和之前托马斯遇到的意外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之前是托马斯摁动了摁钮之后才发现有平民突然出现在目标附近，而此时却是事先就明知目标周围有平民，却仍然发动攻击，而且带有报复的主观故意。托马斯无奈之下只能服从。然而这还不算，更残酷的在于“二次打击”（doublestrike），即把那些赶去现场对首次攻击目标进行救援的人，也认定为“残余的恐怖分子”，然后实施打击，这样，首次攻击就成为一个可怕的陷阱和诱饵。杰克等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兰利确认命令是由最高指挥部下达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值得的”。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论调，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有近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制裁，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甚至没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就答曰：“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代价论”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死去的儿童根本无权选择。兰利下达命令的理由是他们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个“罪名”简直可以覆盖所有人。托马斯等人不得不瞄准房屋的废墟再次发射导弹，那里成了救援者的坟墓。硝烟散去，屏幕中出现了一名妇女，兰利抱着不放过一个活人的精神，追问她在干什么，苏亚雷斯说，她在清理树枝上的残肢。现场清点出12具尸体，苏亚雷斯质疑他们的行为是否犯下了战争罪。这种打击方式印证了齐泽克的一个观点：我们已经进入了“妄想狂战争”的新时代。将“国家利益”凌驾于生命之上，只要是为了国家，就可以任意杀戮，而且是“正义的杀戮”，这种观点在战争中一直被用于激励战士的斗志。另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用是否“值得”来作为杀戮的标准，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即牺牲少数人、拯救大多数，用数学计算的方法来考量杀戮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哲学讨论中有个著名的“电车难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或许可以引为各派观点的共识，那就是不能把牺牲少数人视为理所当然，并且故意杀人，享受杀人，它和“不得不”存在着天壤之别，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区别没什么实际意义，反正结果都一样，而且杀人者可以很容易装作“不得不”。关于杀戮是否“值得”，一个重要依据是《战时法》的传统，即战争的合法性基于区分原则和适度原则。区分原则是指不能把打击无辜平民作为发动战争的目标。虽然战争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但这一不良后果并不能被当作战争目的的一部分，也不能将其视为实现目的的必然选择；适度原则是指应该将发动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这个代价包括无辜平民的伤亡、己方和敌方战斗员的伤亡、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所遭受的破坏程度等等，其中人员死亡、尤其是平民伤亡处于核心地位。天主教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认为：“如果一场战争是在正义的名义下发动的，但是使用现代科技的军事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的比例，远远大于我们的接受能力，那么这种在正义名义下发动的战争同样是不合法的。”战争实践中可能很难保证区分和适度，但仍然要强调故意和意外的区别，即主观上有没有尽到审慎之责。当然，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即便故意也很容易找到搪塞的借口，而且事后也很难被追究。恶意地、不加区分地进行杀戮，拿目标以外的无辜者来陪葬，这正是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苏亚雷斯在这次任务之后便提出“不想干了，那是恐怖分子才做的事”。中情局提到恐怖分子可能故意采取人盾策略来躲避打击，还包括利用平民的伤亡来给敌方制造舆论压力，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且构成了战场上的道德困境。何况有些时候确如片中所示，打击机会稍纵即逝，不容犹豫。那么此时此刻杀还是不杀？不杀，恐怖分子手里就等于握有免死金牌；杀，就势必要牺牲无辜。回到影片中来，中情局和最高指挥部对于敌方采取人盾策略的认定，以及决定继续攻击的命令，都显得过于随意和武断，并且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敌方。类似的袭击仍在继续，中情局总是一口认定塔利班采取的是同一套战术，而且声称已经了解到那些平民都是军事人员伪装的，完全不顾苏亚雷斯“是否也包括那些男孩”的质疑。任务完成后，兰利也不得不承认“是有点悲惨”，但他认为“这就是代价”。两次同一性质的袭击均引发了队友的激烈争论，杰克和两名队员属于消极支持派——即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坚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苏亚雷斯属于激烈的反对派，认为“我们”对死伤的平民来说就是恐怖分子，所以她在这两场戏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托马斯是沉默派。一次苏亚雷斯问他怎么看，他说“那是命令”。他虽然比杰克等人更消极，但同样屈从于命令，所以他的态度受到了同情他的苏亚雷斯的讽刺：“至少这样不会让你内疚。”在两次争论中，消极支持派均表现出这样两种态度，其一，是甘心让自己处于责任代理状态。“我们执行的是战斗任务，没时间去讨论合理性”，且如杰克之前所述，“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高层才不会浪费钱去杀平民”——这些表述相当典型。盲目服从命令，放弃自己的责任，于是也就放弃了思考，而且还很容易为自己和“责任代理方”寻找借口。这一派队友和苏亚雷斯之间的论战也很典型——苏同情那些被炸死的孩子，指责这场战争不公平，但反对她的队友却信口开河地指责那些父母不该在战时带着孩子乱跑，苏说“可他们本来就住在那里”。我们就此发现了一条责任转移的路径：下级把责任转移给上级，而上级（或者说上下级一起）再把责任转移给恐怖分子，现在又把那些死伤孩子的父母也拖了进来，因为他们未尽“看护”之责。有队友怀疑苏选错了职业，讥讽她是简?方达（越战时期的反战明星），叫她别再杞人忧天，因为“这里是军事基地，我们要做的就是赢得战争。他们在纽约制造袭击，我们是在拯救人民”。越战中的“拯救理论”——“必须摧毁那个国家，才能拯救它”，此时再现于反恐战争，与“善意的杀戮”这一说法堪称天作之合。一旦肩负“拯救”的使命，就“管他妈的”了（杰克语），就完全不去考虑它与杀戮之间的悖谬了。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获胜，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正义与人道统统都是虚伪，这种观点也早就是老生常谈。还有一种对于“特征杀戮”最直接、最惊人的辩护：“至少我们能让他们死得痛快”——如果说，“拯救”是杀戮中附赠的“最高善意”，那么“死得痛快”则是赐予被杀戮者的“最低善意”。其二，是从别人的仇恨中总结出、体验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每个人都痛恨我们。我们一直是他们眼中的恶魔，因为我们让女性学习知识。他们会一直痛恨我们，直到伊斯兰的法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另一次，杰克还指着报纸上有关抗议美军炸死平民的示威游行的报道，以及焚烧美国国旗的照片说：“巴基斯坦人认为这是种胜利。得有人教教他们这些星星和横条的含义，有人把它当作邪恶和权势的象征。爱得太深就会变成恨。”这反映出美国人一种普遍而强大的习惯性思维：我们招人恨，一定是因为我们“太好了”。这种思维加上对“他们”的妖魔化，彼此间的偏见与对立殊难消解。凡事都往“好”处想，缺少应有的反思，这也是一种“美国精神的封闭”（艾伦?布卢姆语）。在《谁在反对美国》这本全面讨论“反美主义”的专著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上述言论中固然有部分是事实，但都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而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布什对“9?11”事件的评价——“自由的敌人对我们国家发动了一场战争”，以及对“他们为什么要仇恨我们”所做的回答：“因为他们仇恨我们这间大厦里的一切——我们是一个经过民主选举的政府，而他们的领导人则是指定的。他们还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拥有反对意见的自由等。”他认定：“美国之所以成为攻击的目标，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机遇之灯塔是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的。”根据中情局资深情报分析专家迈克尔?朔伊尔的说法，本?拉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美国，他发动袭击的原因是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和在伊斯兰世界的所作所为，跟自由、民主什么的毫无关系。朔伊尔从1996年就开始追踪本?拉登，他在中情局负责的这个行动小组代号为Alec，所以他的判断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朔伊尔2004年匿名出版了《帝国的傲慢：西方为何正在输掉反恐战争》一书，历数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失误。该书出版后，朔伊尔接受媒体采访的自由受到中情局限制，因此被迫宣布辞职。再来看看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所显示的结果：尽管穆斯林世界有很多人并不相信美国在他们国家推进民主的诚意，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西方最值得羡慕的是政治自由及言论自由；这场冲突的关键不在于民主或自由，而是事关信仰、身份与尊重。调查者在10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中问及受访者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国家时，最常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特性是：残酷（68%）、科技先进（68%）、富有侵略性（66%）、自以为是（65%）和道德腐化（64%）。然而“他们”眼中的这些特性，除了趋于正面的科技先进这一项，其余的，美国恐怕都不愿轻易认领。与此同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影片中无人机所采取的“特征袭击”几乎一举囊括了以上所有“美国特性”。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对美国及其秩序观作出了如下总结：“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所以在上述“特性”中，“自以为是”与“残酷”、“富有侵略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因果关系——《全金属外壳》中的上校说，“我们来这里是帮助越南人民，因为每一个越南人都想做美国人”，这句典型的自以为是的表述中便包含着这种因果关系。人们注意到，饱受诟病的越战和伊战，在一开始都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国内学者刘瑜便提醒人们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但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而且在战争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一度从50%蹿升到了75%——也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所以她认为，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尽管她的这一结论忽略了布什对国会和民众的蓄意欺骗，即民主失败的条件，但美国人如何恰当地使用自己的傲慢，并且防止民众与政府的傲慢之间产生相互激励效应，出现“民主的阴暗面”，造成对外政策的失误，这确实是个问题。影片中“特征袭击”的消极支持派，用“自以为是”有效克制了自己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所以到后来，他们实际上都转化成了积极支持派。杰克对反恐战争有着这样的反思和总结：“他们杀我们，我们杀他们。我们有没有谁仔细想过，如果我们不再杀他们，他们还会不会继续杀我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谁让情况变得残酷并不重要，但他们不会停，所以我们也不能停。我想去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我可悲的职业每一天都至少能拯救一个无辜美国人的生命，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向伤心的父母解释他们的孩子死了，就因为我们认为已经足够了，我们自顾自地宣布胜利。”他意识到了反恐战争导致的恶性循环，但同样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他们”，且错误地将美国人遭遇恐怖袭击的教训总结为，因为美国过早停止了杀戮——一个可怕的结论。在不断的杀戮中，托马斯濒临崩溃，酗酒情形也日益严重。有时他宁愿独自静静呆坐在车里，也不愿回家亲近家人。莫莉埋怨他话太少，只要她不说话，他们两人就永远不会说话。托马斯觉得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了，他也想做回自己，却已不可能。而不明就里的外人却在莫莉面前夸托马斯脾气好，说他很安静，并好奇地问莫莉他发起脾气来是什么样子，莫莉说：“更安静。”妻子得知他想重返蓝天、重回战场，对此深感不解，认为他就是“想打仗”。她不知道基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越来越深，直至婚姻破裂。为了帮助妻子了解自己的工作，托马斯一度打破沉默，跟她讲了一个故事，这也是片中最为残酷的一次连环袭击——“昨天，我在监视阿富汗南部的一间屋子。目标的妻子和家人都在寂静中入睡了，然后目标开车回家。机会只有这一次。我炸了那幢房子，然后看着邻居们把尸体拖出来。不像平时看到的尸体都是碎片，这次很确定是七个人（画面中有七口棺材）。我一早上都看着当地人清理废墟，准备葬礼。他们在24小时内就会下葬——这也是个巧合，我在天上只能待这么久。一群人扛着棺材去墓地，我接到情报说，塔利班指挥官的兄弟也会出席葬礼，所以我等他们人都到齐了，开始祈祷时，就摁下了摁扭……”这又是一次在军事上非常“成功”的“二次打击”，而且打击地点是在为死者举行葬礼的墓地。也就是说，七名死者死了两次。为了杀死目标，拉其家人陪葬是“值得”的，即便没有准确的情报，根据“特征袭击”理论，救援恐怖分子或出席其葬礼的人，也视同恐怖分子。“二次打击”造成的结果是，袭击过后无人敢在现场露面，只能缩在门后向外张望。兰利邪恶地说：“他们能等，我们也能等。”大开杀戒不但需要残酷，也需要“耐心”。一方面是受到反对派苏亚雷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自身道德良知的觉醒，托马斯开始从沉默和忍气吞声地服从命令走向了反抗。为了避免“附加伤害”，他谎称机器故障，让目标借机逃脱，但这种行为除非偶一为之，否则很难不被发现，杰克为此不得不考虑解除其职务。莫莉问他做了什么，他说：“我做了我能做的”——这是一个朴素但又很值得自豪的回答，它表明个体一旦愿意扛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其抛给别人并为自己寻找借口，那么他就会发现，在原先认为无能为力的地方，还存在着别的选择，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托马斯没有正面对抗上级的命令，而是“枪口抬高一寸”，他也坦然接受了由此产生的后果。他是在救人，同时也是自救，因为只有反抗，只有停止这种杀戮，他才能缓解自己的创伤。苏亚雷斯也做了她能做的——当她无法违抗命令时，便选择辞职不干。片尾处，托马斯还做了一件他认为自己能做的事情。影片此前做过铺垫：托马斯和队友在监视目标时，发现一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屡次殴打、强暴一名家庭主妇，他们每次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悲惨一幕而无能为力。漫长的监视行动，令托马斯对这名妇女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所以当他最后一次值班，发现那名暴徒又出现在屏幕上时，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进行一次“善意的杀戮”。他故意支走队友，反锁作战室的房门，关闭电脑记录系统，瞄准那名塔利班发射了导弹。然而在导弹落地前的攻击时间差内，意外情况再次发生：目标离受害妇女的院门越来越近，而那名妇女也刚好走向院门，托马斯大惊失色，只能徒劳地对着屏幕叫她“快回去”。一团烟雾腾起，又慢慢飘散，托马斯急切地寻找那名妇女的身影，看见她终于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这才如释重负。此时，作战室外面调查组人员已经在不停地敲门。最后的镜头是托马斯一言不发地走出作战室，他的神情镇定而满足。然而这个好莱坞式的光明尾巴未见得真就这么光明。争议之一是，他的行动是否属于战争行为，也就是说他是把那名塔利班当做军人还是罪犯来处决——从结果来说，杀死敌方战斗员无需任何理由，但从特定剧情来看，他的攻击行为显然是出于义愤，是在千万里之外对犯有强奸罪的塔利班暴徒“执行死刑”。如果用“天外飞弹”来解决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美国自己每天都在发生的此类犯罪，以及其他各种同样令人切齿痛恨的罪行和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这是否会构成一种新的灾难？无人机对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监视功能就像“天眼”，而它对目标所进行的神不知鬼不觉的袭击，象征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再加以“正义”之名，就很容易失控，此时，操纵无人机的人便仿佛成了上帝的化身——托马斯就充当了一回这样的上帝，而且他还暗暗觉得过瘾。从他打破沉默，敢于“不服从”的角度而言，他无疑是个英雄，但他最后实施的“善意的杀戮”，却不能简单地称为“英雄之举”，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正是自己所反对的，所以直到最后，他依然是“正义的人质”，依然没有摆脱“自以为是”的“美国特性”。这一认识和判断，将为我们评价美国的反恐以及主持全球正义提供一个理性参照。影片不但通过兰利这个来自中情局、发布攻击命令的恐怖声音，而且还通过托马斯这个从内心到行动都抵触、抗拒恐怖命令的“正义之士”的杀戮，来证明正义与邪恶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由于美国的无人机计划属于官方保密范围，所以这方面的公开资料不多。无人机袭击多发生于常人难以接近的地区，伤亡数据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和媒体，因此可靠性难以判断，不同数据源之间的悬殊也很大。新美国基金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奥巴马任期的前两年内，由其下令在巴基斯坦开展的无人机暗杀行动是布什8年任期的4倍。2013年1月，应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联合国启动了一项针对无人机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的调查，联合国反恐与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本?埃默森于该年9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中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阿富汗，美国和英国的无人机空袭行动在2012年共造成16名平民死亡、6人受伤，而2013年上半年已有15名平民在空袭中丧生，7人受伤。在也门，自2011以来，美军的无人机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在21至58人之间，其中2012年的一次行动就造成了12名平民丧生。巴基斯坦的伤亡率最高，根据很可能被低估的数字，美军的无人机共造成2200人死亡、600人受伤，其中平民的死亡人数至少为400人，另有200人也可能是平民。另外，英国人权组织“缓刑”（Reprieve)通过非盈利性机构“新闻调查局”（BureauofInvestigativeJournalism）编纂的报告，也对美军无人机袭击的精准性提出了质疑。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1月24日，为了杀死41名目标，共导致约1147人死亡。“新闻调查局”2012年8月公布的数据还显示，美军的无人机袭击在巴基斯坦和也门共造成178名儿童死亡。但辩护方坚称，美国对无人机的使用有一套全面的制约规则，行动受到相当多的先验和后验审核，并且还受到国会的监督。美国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更是断言“从未伤及无辜”。据称，美国政府实施此类行动会审查并确保符合三个条件：一、目标对美国的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二、抓捕目标“不可行”。三、行动必须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军事必要原则、区分原则和人道原则等。但事实上，无人机袭击饱受争议之处，正是对这些原则的违反。不过辩护方仍称，如果不得不对目标进行打击的话，相比其他武器，无人机袭击的精准率要更高。2013年2月4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曝光了司法部的一份白皮书，内容涉及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无人机袭击政策，从而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争议。批评者称其不合宪法，是对恐怖分子实行“法外处决”；白宫却称其“合法”、“道德”、“明智”。同年5月，白宫公布了反恐行动新指南，对无人机袭击计划施加更多限制。奥巴马称，无人机行动将会严格针对那些“对美国人民形成持续的、强大的威胁的人”。他强调，只有当被袭击目标对美国安全形成威胁这一事实“几乎完完全全被肯定”时，暗杀行动才能启动，而且要确保不会伤害平民。但是2015年1月，中情局在巴基斯坦发起的一次针对“基地”组织成员的无人机袭击中，误杀了一名美国人质和一名意大利人质，奥巴马称对此次军事行动“负全责”，并承诺将“从中吸取教训”。这是白宫公开承认的首例美国无人机误杀事件，媒体对此讥讽道，误杀了美国人，白宫才终于肯认错。2015年，美国又出现了一名泄密者，此人涉嫌将有关美国无人机暗杀计划的最高机密透露给“截击”新闻网站。虽然中情局认为无人机暗杀计划是“找到、锁定、了结”目标的有效方式，但文件披露，在一次行动中有90%的死者都不是美军的既定目标，但他们却统统被美方贴上“已在行动中被击毙的敌人”的标签。这一情形倒是和影片十分吻合。《战时法》禁止发动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它要求在选择攻击目标时，如果平民的损害不可避免，那么，损害的程度不能远远高于可能获得的军事利益，否则，即使是合法目标，也不得加以攻击。如果上文所说的90%误杀属实，那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显然严重违反了军事原则和人道原则。而如果实战中的指挥者都像影片中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伤害都说成是“值得的”，那么自然也就无法守住这些底线。现代战争中远程武器的大量使用，大大降低了人际性。无人机的普及便是战术性空中力量的一场革命，今后美国纵深攻击战术飞机的三分之一都将是无人机。不仅如此，美国新的研究计划正试图建立一种太空军事优势，“仅通过三十分钟的观察即可中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而无需借助于附近的空军基地”。此前曾有专家认为，战争的精神实质“似乎就是一个距离和技术的问题。如果你利用精密的武器远距离地杀人，你根本不会出现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一结论可谓武断。摁下摁扭便可杀人，这固然比面对面地杀戮轻松容易得多，而且攻击方也无需承担人身伤亡的危险，但杀戮毕竟不是游戏，“距离和技术”有可能大大减轻、但无法最终解决参战军人的心理问题。而至于“特征袭击”、“二次打击”等等残酷的杀戮方式，更是会令托马斯这样的军人心理崩溃。将无人机用作反恐利器，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所触及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在度过了哀恸期和“激情杀人期”之后，美国应该从“9?11”事件中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是继续拿“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同流合污”这样的狭隘视角来强迫站队，按照“我们”和“他们”这样的二分法来切割世界和人群，沉浸于报复的快感和“他们都是恐怖分子”的妄想之中难以自拔，深陷于“以恐制恐”的恶性循环；还是适当压抑过度的优越感和“无辜”立场，对他人眼中的“美国特性”有所反思？麦克纳马拉在86岁时接受了一次访谈，他总结了11条教训，其中第9条是“为了行善，你可能不得不作恶”——美国进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反恐战争，都是出于这样的“教训”和思路。因为心存正义与善良的“目的”，所以尽管积极主动地祭出罪恶的“手段”，正如《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说，“若要变强大，我们需要犯错。如果有人想说我们是帝国主义强权，无所谓。”尽管这句话中的“犯错”比“作恶”要含蓄，但“需要”却是“不得不”的升级版，而且“强大”也比“行善”直接得多，这么一来，错与恶的雪球便将越滚越大。有很多学者对美国人认为自己在“9?11”事件中完全“无辜”的立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齐泽克指出，从道德角度看，受害者是无辜的，袭击是极其恶劣的犯罪，但“美国人的无辜并不真的那么无辜”——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采取这样的“无辜”立场，本身就是虚伪的抽象。雅克?德里达在2001年9月22日接受阿多尔诺奖的演说中同样说道：“我对‘9?11’受难者的无条件同情，并不能阻止我大声说出下面的话：就这一罪行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人在政治上是无辜的。如果说我对所有无辜的牺牲者怀有无限同情的话，那是因为，这同情并不限于‘9?11’事件中在美国失去生命的人。”要理解德里达这句“不合时宜”的逆耳之言，就不得不提阿多尔诺（他的生日刚巧是9月11日）对于奥斯维辛的经典论述。“奥斯维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这便是他的名言。阿多尔诺感到，奥斯维辛对他首先是个人自身的主体性痛苦，它关涉自己个人生存的理由，因此他甚至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奥斯维辛以后是否还有理由让自己活下去？国内学者刘小枫对此做过精辟的解析：奥斯维辛以后，活着的和将要活着的人的生存是负疚的——这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负疚，而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负疚，正如奥斯维辛是生存论上的苦难和耻辱记号，而非一种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苦难和耻辱记号。据此，我们也便可以理解德里达的“不近人情”，他强调的是人类对于罪恶所应担负的普遍的政治责任，每个人都不应事不关己地将自己排除在罪恶之外。齐泽克从德里达的这句话中引申出一个观点：这种“自我关涉”，即把自己和自己反对的东西关联起来，把自己也归入犯罪现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无限正义”（美军对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代号。因被指宗教意味太浓，后修正为“持久自由”）。当然，强调责任不是混淆是非、模糊罪责，更不是为恐怖分子开脱，而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这类罪恶与灾难的发生。另外，这种“自我关涉”如果不是自发性的，也应该是受到外部激励，而非强制，否则便很容易模糊正义与非正义、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对于“9?11”之殇，齐泽克开出的药方是，“要想确保这类事情不会再次在此发生，唯一的方式就是阻止它在任何地方发生”。他认为美国应该“虚怀若谷”，把自己的脆弱性当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来接受；美国可以惩罚那些对袭击负责的人，但“要把这种惩罚看成可悲可叹的义务，而不是兴高采烈的复仇”。而现实中，美国却过于炫耀自己作为全球警察的特殊角色，仿佛它遭人怨恨并非因为耀武扬威——《善意的杀戮》中的无人机袭击，即便称不上“兴高采烈”，但也足够“耀武扬威”，袭击的指挥者始终要求参战军人“放下包袱，轻松前进”。只要他们拒绝从别人的仇恨中寻找真正的原因，那么这样的杀戮就不会停止，而且责任永远在“他们”。正如片中杰克所言，“9?11”的教训就是“我们”停得太早，换句话说，是美国心慈手软，杀得不够。这的确是个反思，可惜方向反了。无人机袭击很可能和海外监狱一样，成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为自己开辟的法外空间，其合法性和道德性必将引发更多争议。对于局内人而言，这构成了极大的考验，因为他们在操作“死亡游戏”时将面对更多的困惑。影片站在中间立场来展示这种困惑，以及个体做出的不同选择——“服从命令”当然是最轻松，也是最普遍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实质是逃避并放弃选择，这也是所有军队或准军事化体制的核心要求。因此像托马斯和苏亚雷斯这样的个体永远是少数派，他们还保留着对命令进行思考、质疑乃至反抗的权利，保留着对滥杀无辜的负罪感——哪怕他们事先事后都被明确告知无须为这些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善意”。摘自《正义的人质》作者：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