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大使馆游记

香港新浪潮中的警匪片，似乎都在向着一个描摹社会现状的面相做出努力。章国明在《点指兵兵》中以主角毫不拖沓的死推翻了表层的警匪叙事，迎来的是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社会大气候。几年之后，蓝乃才的《暗渠》、李修贤的《公仆》基本上是沿着这条新开凿的道路走下去，只是关注点更聚力于社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行规》的这种社会性可能更加纯粹些，它从一开始就舍弃了表层文本的叙事能力——它几乎就是从「社会」出发的，而不是让人物运动最后汇集并跃升到社会的那个全体去。于是我们看到，白鹰这个角色作为男一号，他的能量在一开始便被累积到了最大；也就是说，他处于由静至动的最大势能位置。开头他与线人的一番交涉，被在短时间内重述：第一次是即时的，第二次是他在听录音。重述以一种可控性紧接在即时时间之后被强调出来，使得白鹰在影片的一开始就被赋予一个深谙个中道理的形象。当这个人物开始运动的时候，势能在转化为动能的过程中遭到了来自「社会」的阻力，动能在这种不断的瓦解之中损耗，才导致这个运动不能获得下一个稳定状态。来自「社会」的「瓦解」成为了影片的那个全体的运动，它以一种「增殖-分裂」的方式起作用。一个接一个出现的新线人，石坚那个角色把毒品一分为二，石坚手下所乘汽车在不断兜圈中带动数量警车轮番跟踪，都是这种方式的最初表现。而令人惊奇的是，当这种「增殖-分裂」逐渐加速的时候（对应由于势能的逐步释放导致的动量的逐渐增大），叙事性得以被催生出来。占据影片后半段大部分时间的跟踪的重头戏就是「瓦解」的集中作用：白鹰的手下被不断出现的新目标和各种意外状况分流或无法继续跟踪。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到，在这场跟踪戏中镜头屡次切到俯瞰街道的大全景。行将收尾的时候，石坚对白鹰说我们互相依存，这暗示了人物运动本可以到达的下一个稳定状态（即使能量不可避免的有所损耗）。但「增殖-分裂」的「瓦解」作用已经如此强大（正如前文所言，它极大程度地衍生出了叙事性），两人自然不可避免地遭到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