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懦夫的男性

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太宰治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娜·波伏娃有个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男性。人类社会中男性所固有的形象，例如强大、勇猛、好斗等等，与其说是雄性动物的天性，倒不如说是父系社会几千年来塑造和培养的结果：男孩从出生那天起，即被教育得要坚强、勇敢、无所畏惧，这样长大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但是很可惜，并非所有的男人都能够十分完美地被训练成这样的人物。那些失败者，有一个统称叫做“懦夫”。作为懦夫的男性各个时期都有，多见于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转型时期。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可以发现懦夫的身影，比如巴金小说《家》当中的高觉新，曹禺话剧《北京人》中的曾文清，他们身为家族中的长子长孙，却无力承担起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唯有苟活残喘，然后自我毁灭。而作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太宰治一直自认是个纯粹的懦夫。他的作品写尽了作为男人的软弱与无奈，他们对现实不满，又无力改变，拒绝妥协，却生存乏术，只能在自我放逐中日益憔悴。在太宰治短短的39年的人生当中，先后自杀了5次，想死的理由各种各样：因为他崇拜的芥川龙之介自杀了，所以想要效法；因为不能获得梦寐以求的芥川文学大奖，于是心灰意冷；因为发现同居的恋人不是处女，结果深受打击……早在读大学期间，他就和一个相识才三天的酒吧女招待跑到海边服药殉情，后来女方死了，而他被救活，并因此以教唆自杀罪而被起诉。这段经历曾在他的代表作《人间失格》中有所反映，更被根据他的另一部名作《维荣之妻》改编的同名电影成功借用。这一来，片中的男主角大谷(浅野忠信饰)穰治就更近似于是太宰治本人形象的投射了。站在女性的角度看，身为世界主宰的男性并非个个都是有胆识、有勇气的君子。影片《维荣之妻》中，与女主角佐知(松隆子饰)有感情纠葛的男性有三位：丈夫大谷穰治，著名作家；旧情人辻(堤真一饰)启一郎，成功的律师；追求者冈田(妻夫木聪饰)，即将继承家业的技术员。乍看之下，这三位男性无疑都是理想的结婚对象，一位出身世家，一位好学上进，一位单纯痴情，但最终，却没有一个人给予佐知真正的幸福，尽管在口头上，他们都再三表示自己是多么爱她，但终究他们所谓的“爱”其实只是在向这位弱女子无度的索取，而非给予。平心而论，男人们的所作所为，很难简单用“自私、不负责任”这样的字眼来简单地概括，如果仔细探究他们的心理，恐怕“怯懦”才是这些举动的根本原因。和丈夫大谷比起来，佐知昔日的恋人辻启一郎明显更有男性气息，不仅外形上更刚毅稳重，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也一直努力拼搏，通过个人的奋斗成为了名律师，十分符合主流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就在观众好奇佐知为何要放弃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而选择整天嗜酒度日的大谷时，佐知道出了一个秘密：当初出身贫寒的她心疼埋头苦读的辻，为了让爱人御寒，无奈之下偷了商店里一条围巾，就在她被警察抓住的当口，辻却悄然离去，是素不相识的大谷挺身而出替她解围。对于自己的行为，辻后来固有悔意，也请求了佐知的原谅。片中有一段颇有讽刺意味的对话：辻说，作为一名守法的公民，他不希望自己的履历上有污点，所以才选择逃走了。他问：“你觉得我卑鄙吗？”佐知答：“你是正确的，因此才能这么优秀。”确实，辻一直都是正确的，他为了出人头地与银行家的千金相亲，尽管明知对方行为放荡。只是相较之下，他更感觉出佐知的美丽与纯真。不过，他表达爱的方式除了去小酒馆向佐知告白之外，也包括接受她因为付不起丈夫的诉讼费而做的主动献身。在强者的头衔之下，辻启一郎仍然是怯懦的，他屈从于光鲜名声和显赫的地位，并极度惧怕失去这一切。年轻的书迷冈田看上去涉世未深，痴心地爱慕着佐知，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恋情。为了能够和暗恋的对象相处得久一些，他编造理由每天送佐知回家，然后再悄悄沿着铁轨线走回去。他的告白冲动而真挚，显然佐知也有所动，但糟糕的是这一幕被大谷瞧见，并愤然离家出走。令人泄气的是冈田的反映，当他发现自己闯祸了，立刻一改刚才为爱不顾一切的形象，变得惶恐不安，甚至连安慰一下哭泣的佐知都没有做，就惊惶失措地离去。勾引他人的妻子虽然是罪孽，但作为主动挑起矛盾的人，冈田的表现实在缺乏担当的勇气。既然要爱，必然要有所承担，无力面对后果的怯懦让冈田的爱情真正是见光死。最后是主角大谷（浅野忠信的表演委实传神，虽然他声称根本不喜欢太宰治的书，看了一句就读不下去，但演出落魄文人的放浪却惟妙惟肖）。在父权社会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是很难容忍那么窝囊的男人存在的，套用太宰治大作的书名——大谷已经“丧失了为人的资格（《人间失格》的另一个译名）”了。不过在二战后的日本，这样末落的斜阳贵族却十分流行，在战败后的萧条环境之中，他们对一切都充满绝望。在原著小说中，佐知说丈夫在睡觉时也会长吁短叹，更会时常抱着她泪流满面，颤抖着说：“好害怕啊，真恐怖啊，快救救我（电影保留了这个细节）。”在大谷看来，这个世上的女人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但男人却只有不幸，因为他们总是要与恐惧搏斗。大谷恐惧一切，想自杀，却连死也怕。当他发现妻子去酒馆打工后越来越开朗，每天出门都要打扮一下时，不禁心理失衡。从表面上看，他是在怀疑妻子可能出轨，但其实，他惧怕的是佐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活力。他对妻子的忽视、冷漠、嫉妒和折磨，均是源于自己内心无穷的怯懦，他真正厌恶和憎恨的人其实是自己。用太宰治的话说：“生而为人，真是抱歉，为了大家，我还是死去的好。”今天的中国观众已经很难理解世上竟然还会有佐知这样逆来顺受的女人，面对旧情人的背叛、丈夫的不忠和自私，她却毫无怨言地承受和包容他们，不旦出去打工替丈夫偿还酒债，甚至在他与情人一起自杀后，还想尽办法解救他。在常人眼中，这样的女人如果不是愚蠢，就是智力有缺陷。但我以为，仅仅把佐知的行为归结为大和传统妇女的美德，或是女性长期受压迫之后的顺从和愚昧也实在过于浅薄。事实上，佐知虽然一直以被损害者的形象出现，可相对男性的胆怯与软弱，她却是整部影片中最坚韧不拔的一个形象。连太宰治都忍不住要用“蒲公英”来赞美这样的女性——她们虽然没有樱桃的甜美与昂贵，但随处能够生存的能力恰恰体现了内在的顽强。佐知是勇敢的，她在警察局里的自白极富胆量。当警察用轻蔑地语气询问这位贫穷的女孩：“这是第几次了？你一定不是第一次偷东西吧。”佐知愤然地回答：“在我过去22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辻是一个好人，我想让他暖和一点，这有什么错吗？！我身体虚弱的双亲，那么拼命的工作，我也一直努力工作，22年来我从来没有撒过谎！我会一直忍受贫穷的生活……”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女孩是何等的坚强又令人尊敬！又怎会么是一个无知而愚蠢的女性？也正因为她这段无所畏惧的话语，打动了路过的大谷，不惜亮出自己是大臣之子的身份，救了她。因为大谷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那早已失去的抗争的勇气。大谷与佐知，一位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着高尚的作家的职业，另一个出身低微，没有文化，只能在小酒馆里当女招待。这对在各方面都相去甚远的夫妻，在人生的不幸面前，表现亦是截然不同。相对于丈夫的逃避，佐知在变故面前显得坦然自若，哪怕是天天早出晚归的打工，也不以为苦，甚至还在努力工作中感到了幸福——她从酒馆客人哪怕略带轻狎的关注和小费中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作为劳动者的佐知心地纯真，在她看来，酒店的掌柜夫妇是上好的人，因为他们一再允许大谷赊帐。相反，大谷却讥笑掌柜是贪得无厌的乡巴佬，赊帐只不过是不想失去自己这个老主顾，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是没有自己这个大作家经常光顾，小酒馆的生意又怎会那么好。也许事实确如大谷所说，人世早已冷酷如冰，但在这样的世道里仍然心怀善良的人，是不是比自诩已经洞破一切的人要来得更加快乐呢？谈论影片，自然不能回避当时的时代背景。二战后的日本，全国都弥漫着消沉的气息，曾经有过的雄心壮志已经被战败这个事实无情的摧毁了，大量男丁战死，余下的多是老弱病残，或是一些对战争不满、逃避服役的孱弱文人。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女性被迫扛起了家庭和社会的重任，为了谋生，她们甚至需要从事最辛苦、最卑微的职业，例如很多女性向驻日美军提供性服务（这在影片中也有所反映）。佐知这一形象无疑是当时众多妇女的缩影，她为情人和丈夫所做的一切，并非无可奈何之下的被动承受，偷围巾也好，打工还债也好，都是她自己的主动选择，那是一种对于人生无常命运的勇敢承担。从佐知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被礼教洗脑的、没有判断力的傻女人，她对男性的姿态，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对弱者的原谅，一个品德高尚者对卑劣者的宽恕。最后回到懦夫的身上来。也许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何大谷这样软弱的男人竟然会频频赢得女性的好感。明明已经有了那么出色的夫人却还要在外拈花惹草，不仅有女人愿意替他支付酒债，更有人甘愿和他一起殉情自杀！而身为妻子的佐知在知道了丈夫的行径后，非但没有离开他，却还要想尽办法替他脱罪，这实在太有违常理了。用世俗的标准来理解，不是只有强大的男性才会受女性青睐和仰慕吗？如此窝囊、软弱的懦夫，怎么会招人喜欢呢？对此，影片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片中的佐知有着最朴素的生存信念，她深信在如此艰难的时代，不论遭遇怎样的不幸，一家人只要能够活下去就是莫大的幸福，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死亡之后，活着，已经成为当时日本人民最重要的目标。除此以外，原著小说则提供了另一个答案：在战后异常恶劣的社会环境里，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心迅速险恶了下去，哪怕是衣着华丽的贵妇也会向酒馆出售兑水的假酒。所以，佐知慢慢发现，和那些人相比，自己的丈夫可算是非常善良的人了，他固然怯懦无能又不检点，但他至少没有坑蒙拐骗，没有欺诈他人、没有出卖朋友，没有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血汗之上。大谷虽然偷了酒馆的钱，但那是为了让妻子和孩子过一个好新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比起昧着良心也要往上爬的成功者（例如辻启一郎之流），作为懦夫的大谷穰治实在是秉性纯良的好人。在很多时候，人们常常将女性对于软弱男性的感情理解为“怜爱”，认为那是一种母性的反映，例如在对太宰治作品的解读中，很多人都强调他缺乏母爱，从小由奶妈带大，直到小学二年级才知道母亲的存在。因此，他与众多女性的情感纠葛就被看成是为了寻找母体的温暖。但是，将懦夫与女性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恋母情结”显然过于片面。太宰治一生都鄙夷功名利禄，拒绝与大地主父亲同流合污，这是他平生最引以为傲的事。对于父亲、父权及其所代表的整个社会体系的厌恶，让他仿佛大观园里的贾宝玉，没有沾染丝毫父权社会的混浊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恰恰是有骨气的坚持者，而所谓的无能，则是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处于社会权力顶端的“强者”对他们的评判。试想，当贾宝玉被抛出大观园，除却遁入空门，大约也只有消极沉沦这一条路了。而女性，尤其是善良的女性，同样亦是父权社会中饱受摧残的一群，玛丝洛娃与安娜·卡列宁娜、林黛玉与晴雯、梅表组与瑞珏、四凤与繁漪，无论出身高低贵贱，终究都是命运飘零的孤苦女子。在弱肉强食的混沌的世事中，她们无力自救，唯一出路就是将命运维系在一个又一个“品德端正”的男性身上。正是基于这一点上，这些无助而善良的女性与善良却失意的懦夫在精神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人间失格》中的大庭叶藏为何能够迅速获得女招待的信任，并且相识三天就一起自杀？这里起作用的不是迷人的外表、不是两性的吸引，更不是家世的显赫（他甚至因背叛贵族家庭、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而被警察追捕），而是一种对人生的幻灭感与无力感让两人靠近，这是一种同样作为弱者的而产生的心灵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