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牵涉到两个国家,但无论是施害人还是受害者,似乎都不愿再提到这段历史,宁愿这段历史不再存在。相反,倒是在国际社会中,这段历史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毕竟发生在一个现代世界里,毕竟是一场血腥而野蛮的屠杀,毕竟有数十至一百万人因此而死亡。美国导演
约书亚·奥本海默一直醉心于这段历史,继2012年拍摄《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之后,又在最近拍摄了《沉默之像》。 这是发生于1965年印尼的一场屠杀,被杀死的是印尼共产党,而其中大部分是华人。时隔四十八年之后,《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找到了当时的一个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让他出来讲述并且重新演绎当时的残暴场景。安瓦尔·冈戈,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尽管在影片中已显衰老之相,但演绎起杀人情景来,仍是劲头十足,得意洋洋,一脸轻松。似乎死于自己之手的,并非鲜活的与自己一样的生命,而只是一堆无关紧要的物件。他在影片中的演绎,恰似当时印尼真实情形,在那个人间地狱里,人们已经杀红了眼,人性已经泯灭。在一步步地演绎之中,冈戈表现出悔意,并且害怕着被害人的索命。而在现实中,印尼政府却从未反思,死去的人依然冤魂不散。 影片拍得相当残暴,让人不忍卒看。虽然带有一种仪式感,却很是真实,还原了当时整个事件。观众可看到,当人不受限制之时,人性之恶是如何地迸发;当人有着权力时,会变得如何的自大并视生命如草芥;当人在肆意屠杀生命时,又会是如何的花样百出创意无限。只因与自己有着不同的信仰,只因与自己不同的种族,就可以毫无怜悯之心,将其如蝼蚁一样杀掉。与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不同的是,纳粹是制度在杀人,个人躲在了制度之后;而在印尼的屠杀,则是个人冲在制度之前,自愿伸出自己的双手,手持弯刀、铁丝以至一切可以杀人的东西,在杀戮中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体会着权力的快感。相对而言,《沉默之像》拍得更成熟一些,没有了花哨的东西,非常的平实,让遇难者施难者只是面对着镜头,直面着真相。那种血腥就淡去了,留下的就只是伤痛,以及面对真相的勇气,还有对于真相的逃避。纪录片中的主角是个小商人,靠在乡村给人配眼镜谋生。他有着年迈的父母,还有可爱的儿女,生活过得还算不错。但压在其心头的,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的哥哥也是死于那场屠杀,而极其残忍杀死他哥哥的凶手,仍然还活在这个小村庄中,仍然对着镜头兴高采烈地说着当时的残杀情景,毫无忏悔之意。他哥哥死之前饱受凌虐,曾经三次被虐杀,死时极端的痛苦。而这,正是压在影片中主角及其家人心中的重担。 《杀戮演绎》对于那段历史做了反思,不过,影片却将整个历史背景模糊化,未有深入地分析屠杀事件出现的前因后果。何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会在印尼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为何共产党人特别是华人成为被屠杀的目标?而这两点正是让事件相关国讳莫如深之处。印尼政府作为屠杀者,其暧昧的态度还好理解。尽管印尼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屠杀亦是独裁者苏哈托所为,但这场血腥的杀戮,毕竟展示着印尼这个民族的野蛮。而作为一个被他国屠杀了数十万国民的中国,在这个事件上的遮掩态度,却颇可玩味。 我们一向将互不干涉内政当作我们外交基石,但细究历史,却并非如此。中共当政之后,支持亚非拉革命成为国家的崇高理念,向世界各国特别是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革命,成为我们外交的必然选择。向为中国影响力所及的东南亚各国,更是我们输出革命的重点。从印度支那三国,到泰国马来亚,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均是奉中国为老大哥,从事武装斗争。印尼更是如此。印尼独立之后,具有强烈左派色彩的苏加诺成为总统,对于中国亲近有加。在此时期,中国支持下的印尼共产党也蔚为壮大,许多华人也纷纷加入印共,号称党员三百万,成为主宰印尼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苏加诺总统卫队军官的翁东中校,是个激进的共产党人,决定发动突然袭击,掌握军队最高权力。当年9月30日,他带领军人抓捕了印尼军队7名将军,将其中6人打死,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印尼共产党亦于一空军基地中,指挥着这场运动。可惜的是,他们漏掉了苏哈托将军,同时也低估了民意。右翼的苏哈托率兵平息了此次叛乱,宣布印尼共产党非法,并逼退了苏加诺。同时,他们认为930运动的幕后主使是中国,宣布与中国断交。这对于毛泽东对东南亚革命的乐观情绪,是相当大的打击。 苏哈托在媒体上公布此过程,并为遇难的几位将军重新举行葬礼,上百万印尼人到场哀悼,让苏哈托为首的军方赚足了悲情分。之后印尼的大学生愤怒了,纷纷上街要求惩处共产党,苏哈托等乐得顺从,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在军方的纵容之下,印尼人开始追杀共产党。由于华人加入印尼共产党的不少,他们也借机发泄着早已郁积于心对华人的不满,毕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生活水平也普遍高于当地人。那种不被控制的怒火被点燃,那种残忍的野蛮驱动着每一个。他们肆无忌惮地采用各种残忍手段,去折磨杀戮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可谓人间地狱,私刑肆虐,血雨腥风,人人自危。从《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恐怖情形。 直到如今,印尼人依旧不反省这段历史。亦如电影中的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一样,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仍然还以自豪的心情叙说着当年壮举。他们认为其行为避免了一场由国外指使的政变,避免了印尼的红色化,也避免了印尼落入中国人之手。随后几十年国际及印尼本国形势的发展,亦让印尼国民庆幸于自己未被印尼共产党夺权成功。中国的文革、印支三国的赤化,特别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暴虐行为,更让他们觉得当时选择正确。而作为有如此之多国民在他国被血腥屠杀的当事国,中国一直未有坚决地站出来。当然,此中毕竟有难以言说之处。输出革命的理想,遭遇到了野蛮的血腥回击,革命利益胎死于暴力之中,同时殃及池鱼。 在影片中,我们在最后看到了安瓦尔·冈戈的悔意,而这种悔意并非来自于他的反思,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对死亡的畏惧,他害怕那些冤魂会向他索命。而更多的人却仍未认识到那场屠杀的血腥与野蛮,认识到对于生命的尊重,认识到这样的行为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只要中国政府的态度依然那么暧昧,只要印尼的野蛮还未进化到文明,只要印尼的民主化过程还是这样摇摆不定,这种杀戮行为仍然会不断地演绎下去。《杀戮演绎》是从大处着眼,将其放置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追寻历史的真相,叩问人性中的残忍。而《沉默之像》则从小处入手,以家族之惨痛历史,折射那段让人心悸的历史,更注重追寻者的勇气,以及杀戮者及家人的良知。前者演绎着杀戮的历史,后者从沉默之中凸现人们逃避麻木或者悲抑不舍之像。在《沉默之像》,配镜的镜像反复出现,既出现于受害中家人,也出现于施害者一方,以及当时的旁观者脸上。这与纪录片中主角的职业相关,更是导演表达其观点的一种借喻方式。人的视力会衰退,对于历史的记忆亦会模糊,借由着调试红色的配镜,在遮蔽着自己脸庞的同时,或可还原出事件真实的一面。戴着红色配镜之人,皆为历史的亲历者,他们或身处暴戾之中,身染鲜血;或目睹所有的惨状,遗忘也难。对于受害者家人,这是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法释怀,当然需要追寻真相,还死去的亲人寻求一个公道。对于施害者亲朋,却无法直面受害者亲人的追问,面对镜头连连躲闪,直呼为何要去翻几十年前的旧账?即使他们是事件的得利者,其心灵也难以摆脱冤魂的缠绕。因为人人心中都还有残存的人性,纵使有万千理由,人性也容不下暴戾的屠杀。当然,亦如影片中施害者亲人所言,这是政治所为,身处其中的小老百姓是无法扭转历史的,个人只是政治那架机器里的零件。确实如此。人们可以因为自己不同的利益及立场,而选择不同的政治行为,这无可厚非。政治洪流可以裹挟着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人得为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当政治或者革命的喧嚣散去之后,留下的却是千百万个具体的人,他们得直面相对。杀戮虽然是一种制度行为,但却是通过某个人的手,去屠杀着另一个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个人在这里是无法将自己躲藏于制度后面,而逃避自己个体责任的。受害者无法去向冷冰冰的制度索命,却可以指证那个持刀之人。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指证艾希曼机器般的屠杀,充满着哲学的意味。传说中法官所问开枪的东德士兵的话也许更好理解:“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两寸吗?”是啊,杀戮是命令,但残忍却是你心灵的体现。你得面对良心的拷打,也得面对历史的追问。(此文一部分来自于以前所写关于《杀戮演绎》的影评,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