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柠檬共舞的美国教育

背景普及185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第一条儿童义务接受教育的法令。1867年，美国联邦教育局成立，每年经费1.3万美元。2011年，奥巴马政府给予教育部497亿美元预算，比上年增加35亿美元，而此前联邦众议院刚刚通过了削减610亿美元政府年度预算的法案，教育是获得预算追加的少数领域之一。美国教育部虽然进入内阁，但是雇员少、权力小，相当于一个服务协调机构。在教育上，美国不实施“中央集权”，联邦政府把教育权力下放到各地州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级教育委员会，遵循的是“谁出钱、谁说了算”原则。以2011年为例，美国教育总投入约为8000亿美元，联邦政府只出了不到500亿，其余的7000多亿都由地方出。所以，地方上要出什么教育政策，教育部是不容置喙的，只有靠边站。一个美国小孩如果要上学，可以选择上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公立的中、小学可以提供10年免费义务教育（一般是6岁到16岁），私立则需付费。如果这个小孩是移民，可以上双语学校，或者校方会提供ESL（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美国的私立教育发达，就大学来说，我们所熟知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都是私立大学；相对的，比较有实力的公立大学如维基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名头则不那么响亮。美国教育前松后紧，中小学生比较轻松，可以享受一个比较愉悦的童年，到了大学，则宽进严出。当然，对中小学生也并非放任自流，要打牢阅读和计算两个简单的基础。美国人对阅读和数学这两项课程特别看重，以学生是否具有熟练的阅读和计算能力来衡量教育质量的高低，并以这两项课程的成绩作为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道门槛。不堪审视影片聚焦的是美国的中小学公立教育，戴维斯•古根海姆跟踪拍摄了五个中小学生的求学之路，中间穿插了对教育家高弗瑞•卡纳达、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最高负责人米歇尔•瑞以及其他教育专家和《纽约客》资深编辑、比尔•盖茨等名人的访谈。对出镜人员的选择，导演是有着精密的盘算的。五个学生有四个是有色人种，分别是：黑人男孩安东尼，丧父，和奶奶住在一起；拉丁裔小女孩黛西，父亲失业，母亲是医院清洁工；黑人小男孩弗朗西斯科，来自多子女家庭；黑人小女孩比安卡，母亲失去工作靠打工供她上教会学校；--他们代表了弱势群体，是一群对教育雨露恩泽有着强烈渴求的人；唯一的白人学生，是中学生艾米丽，住在富人区，以作为前四个学生的参照系。而两个推动教育改革的人，一个是民间的教育家，一个是政府官员，分别代表了民间和官方对渐入颓势的公立教育的拯救。一位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说起他儿子的小学教育：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这样的学习环境实在宽松得可以，而在片中的小学教育图景也的确如此，课堂上，学生课桌的的摆放十分随意，东一张、西一张，或者这儿一小撮那儿一小块，老师融入学生之中，不像是课堂教学，倒像是一场家庭聚会，课堂气氛之自在自由着实令人惊奇；其中，有一位神奇的小学生，居然将桌子直接抵着挂黑板的那面墙放着，且不说这会妨碍老师板书讲课，那位同学老是仰着脖子看黑板也不嫌累得慌，但是，这个学生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老师呢，也是熟视无睹，如此随性，如此没有“规矩”，这在习惯了“排排坐、吃果果”“背手挺直坐好”的中国小学生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了。这样的教育环境，符合儿童的天性，简直要让人高声赞美美国是教育的天堂，但是，且慢，隔岸观火总是赏心悦目，一旦凑近了用显微镜、放大镜仔细一看，许多难堪、尴尬就扑面而来。在本片中，在还算平和的镜头下，美国公立教育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被揭露出来。病毒与疫苗影片的开头，十岁左右的安东尼艰难的算出“四块饼干吃掉两块是吃掉了50%”这样的旷世难题。导演在一开场就以一次数学测验直奔主题：我们的公立教育是令人担忧的。其后，导演展示了在一次全国统一测试中，华盛顿作为首善之都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学生有熟练的计算和阅读能力，导演的潜台词是：我们宣称“不落下一个学生”，然而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美国公立教育正处于滑坡加速中，寻根究底，导演把矛头指向了低素质的老师。导演插入了一段录像：老师在课上百无聊赖的阅读报纸，不停的看看手表（怎么还不下课）；有的老师甚至把学生的头按入马桶里；有的老师什么也不做，任由学生闲聊玩闹。一位教育官员愤怒的炒掉了几个录像中渎职的老师，一年后却不得不补齐欠薪把他们重新聘请回来。按照中国人的逻辑，要处理低素质的老师再容易不过，教育质量不过关么，好办，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开除公职，板子打完，收工。鲁迅曾感慨中国是所谓的文明古国，沾染既久，名堂就多，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想要做成一点事情实在太难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其实要搬动一张桌子也是非常费劲的，而且即便费力也不一定能挪动桌子分毫，在处理不合格教师这件事上，绝对无法参照中国的做法，他们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开除那些尸位素餐的老师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垃圾老师无疑是教育的绊脚石，但就是搬不动，因为他们“上面有人”。美国教师有着两个强大的工会，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本来是为保障教师权益应运而生的，后来渐渐坐大，凡涉及教师权益的问题，如教师福利、晋升、科研、道德标准以及处分等都要与教师工会讨论并获其同意。两大工会上通联邦政府、下联州政府，左右着全国的教育政策。美国的中小学教师，有了这两把强大的保护伞，正如片中提到的“只要喘两年气儿”，就能获得终身教职，永不被开除。最终公立教育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协会绑架政府，政府保护老师，老师绑架学生，学生只有苦捱。那些不合格老师或者进入调职中心，无所事事的待个两三年，后又复职，或者在各个公立学校流转，他们这种流毒无穷的串岗被冠以“跳舞的柠檬”、“传递垃圾”、“火鸡快跑”等戏谑称谓，一脸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厚颜无耻。官方和民间自然也有以公立教育糟糕现状为耻的有识之士，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最高负责人米歇尔•瑞接手教育后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列出长串名单开除不合格校长和老师，并企图以高薪为诱饵实现部分废除教师终身制的目标，但最终铁血和怀柔对顽石都无效。教育家高弗瑞•卡纳达则走了另外一条路子，他着力斡旋开办特许学校，用公家的钱办公立学校，但却独立运营，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对老师的管理更有力，对学生则延长学时（颇具中国特色），教学质量得到保障，为痛失公信力的公立教育争了一口气。选择性失明《等待超人》上映后，在片中出镜的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女士表达了她的不满：“不要只让个别教师当替罪羊，或者强调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教育协会主席洛克尔则指责导演：影片完全听不到教师的声音，对改革缺少有建设性的讨论；他说：“如果你想知道怎么让公立学校变好，要问老师，而不是问好莱坞。”---中立的看，他们也不是在强词夺理。有着一张东方面孔的米歇尔•瑞在实施教育改革时运用了东方权谋，她提出为那些放弃终身教职的老师提供双倍薪资，企图对坚实的教师团体进行利诱分化。且把政治手段放在一边，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老师的收入是不高的。2011年奥巴马提出了他的教育“双十计划”（在未来10年要在科学、技术和数学领域内训练10万名新教师），而耶鲁大学教授卡兹丁指出：我想获得好老师的最大障碍是老师的薪资很低。戴维斯•古根海姆对教育改革的困难极力渲染，但对教师的生存困境却未置一词。戴维斯•古根海姆攻其一端不及其余还体现在对学生的不好学没有更为周全的分析，只推给坏老师。其实，在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反智传统，不像中国一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美国，早期的粗犷豪放、敢想敢干的牛仔精神（西部精神）一直大有市场，那些一心读书的人会被调笑为“nerd”。而许多政界、商界、演艺界、体育界的名人也证明了不读书一样成功，切尼从耶鲁退学当起了电气工人，后来成为副总统；麦当娜从密歇根大学退学投身演艺，后来红遍全球；盖茨、扎克伯格从哈佛退学创业，身价亿万；泰格•伍兹从斯坦福退学成为顶级高尔夫选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名人的人生奇迹让美国孩子们相信：不上学也没关系，机会多的是，关上一扇门，还有千千万万的门和万万千千的窗。有了这样的心理底线，向学之心自然淡了。导演坚定的站在鸡蛋一边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为了孩子，未必老师的权益就不必保障；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未必孩子们就不需努力（特许学校学生延长学时取得好成绩即是明证）；导演进行犀利的政治批判、道德谴责时，却又忘记了更深层面的文化反思；这些选择性失明，使得影片的指向性单一，逻辑链条不周密，招来质疑也理所当然。工具理性和人文关怀在论及公立教育失败所带来的损害时，导演列举了几笔经济账：政府养一个囚犯4年要比供一个孩子读完私立高中的费用还要多；纽约州每年要耗费1亿美元在那些呆在调职中心打扑克、看报纸的老师身上；教育失败还会导致对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不足，到2020年，美国有1.23亿个高技术、高薪岗位，但大约只有5千万的美国人可以胜任，其余的则需面向世界招聘。另外，导演还动用了动画图示、老电影片段、老新闻片段、老纪录片片段、动画片段、名人效应（在导演前一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是原美国副总统戈尔作为主角，本片则请来比尔•盖茨“给教育提个醒”）等手段来使得影片更具观赏性和说服力，资料翔实，数据扎实，体现了一部好纪录片所应该具有的工具理性。在表现五位学生对优秀公立学校的向往上，导演则动用了抒情手段。由于好的公立学校有限，只能采取彩色球摇号、电脑随机选号、抓阄三种方式来选择幸运儿，在抽签现场只有白人女生艾米丽如愿以偿。安东尼、小黛西、小弗朗西斯科、小比安卡都失望而归，镜头中家长落寞的表情、孩子无辜无助的眼神，试问谁人能不被触动。导演最后运用了电影的戏剧性逆转手法，安东尼由于赛德中学增加了名额而最终得以进入好中学，试问谁人能不为他感到欣喜。虽然纪录片以冷静客观为上，但导演在本片中“知我知谓我心忧”的情怀也是无可厚非的。导演的总结陈词落点在：超人不存在、求人不如求己，实在是十分浅近，但是谁手里都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所以，大抵只能如此了。其实，美国的政府首脑、官员、学者、教育家、社会贤达、还有对教育充满忧患意识的本片导演都在为改善公立教育努力着，他们是一些内裤穿在里面的超人。片末戴维斯•古根海姆透露出隐约的希望：总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不必在台下怀着惶恐忐忑的心情等待命运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