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全部生命的生活

肖索霍夫写《静静的顿河》，写了在红军与百军之间象一把大锯子一样反复切割的高加索地区，和这被“革命”与“反革命”反复拉锯切割着生命和灵魂的哥萨克人......看到格里高里那么济济一堂的一大家子，一个一个地死去。看到每死去一个亲人，格里高里的活力就减少一分，直到情人娜塔萨埋在异乡起风的大树下，不得不重新回到顿河边的家乡，这个当年的小伙子已变得形容枯槁的结局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忧伤。我的无奈是对于社会政治的无奈：一个哥萨克民族在红军和白军的阵地前面临铁锯一样地拉去拉来的政治动荡，政权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活活的生命却在生生地减少。我的无奈也是对于生活的无奈：爱情需要眼泪的浇铸，需要她人的伤心，但这眼泪也太多了些，这伤心使人消陨生命，也太残酷了些，更何况这每一个当局者的爱又是发自心地的而无可指责，这就使无奈更加无奈了。我的无奈还有一个，那是对于戏剧的无奈：格里高里在生死爱恨地演绎着自己和哥萨克顿河两岸的故事，政治的无理，生命的无情，生活的无序（而同时又是如此的合理合情有序）……，草原，屋舍，老人小孩，妇女和婴儿，大花帔巾与泥泞的雪夜，露水和马车里的一对新人……。我只是看着他们，为之喜，为之忧，为之叹惋，为之摇头，因为我溶进不去他们的生活；我只是听着他们，他们说，他们歌，他们吵嚷，他们告诉，因为我尽管不停地讲话，他们一句也听不见；我只是想着他们，他们经历过的，他们将要经历的和他们不得不经历的，他们不知道我在想着他们，他们在小说和电影中开始到结束，又从结束到重新开始经历，这中间的幸福、欢乐与悲哀，生聚、离散与死别。我象一个忧伤的局外人，象一个无能的上苍的眼睛，象一个很乖很乖的看世界的孩子——因为，我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一个失去、失去……。除此，我还能干什么？！所以，我很无奈呀！接下来，我还有一丝一丝的忧伤。我忧伤忧伤着面前跳动的轰轰烈烈的生命和忧伤者静如死水的生活；我忧伤忧伤着面前活跃的明确坚定的信念和忧伤者不知何之的状态；我忧伤忧伤着面前的完整完美的破碎与损害和忧伤者死寂封闭的完整与完美；我与其说在忧伤经历了忧伤的格里高里，不如说在忧伤忧伤着的自己……无奈和忧伤后看着穿衣镜片前自己如此完整平滑的肌肤，想起了格里高里脸上的累累伤痕。动荡的生活给了格里高里动荡不安的欢快跳动的生命，而平静的生活用机械一贯的程序在消磨着平静无奇的生命。虽然，也许有叫做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但那是不能融化于刻板生活后的思想的苦闷和理性的落空。这远不是生命在和生活对话，也远不是生命在和生命交流，也远不是生命在和自然宇宙对挚。而是食者与食品，概念和词语，人和境子在玩；玩什么，玩游戏呀！游戏的实质是对于生活的模仿，乃至模仿的模仿。我们的生活如同肖索霍夫所说，是一根刨去了粗糙树皮的光滑裸露的树枝。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活本身，中间隔开着理性和感性的东西。生命被理性和感性打磨着；而不是被生命的意志和自然的生活磨砺。理性的生活，即是传统的观念和“知”的道德指导下的生活；感性的生活，即是群体的观念和“情”的道德追捧着的生活；生命的生活，即是个体的观念和“意”的道德支撑着的生活。——试问天上人间，你要哪一种生活？！（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谈到两类故事的区别，有似于上文“理性的感性的”和“生命的”（故事）生活之区分。不过他是从伦理学，而非如我随感似的诗性角度。他说：古老的伦理，依据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征饬属于自己的生命经纬；而现代伦理，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于自己的生命经纬。现代性伦理是个体化的；前现代的规范伦理是由宗教提供的。P.6）（又说：现代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前者中，叙事的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而后者，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诫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P.7）（199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