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国家大义，说到底还是“他人即地狱”

想象一种场景，平日里与你相处融洽、和睦友善的邻居们，有一天突然手持凶器、满身鲜血的闯入你家，叫嚣着要把你杀死，烧掉你的房子。当你被五花大绑押到屋外，发现周围已经是尸横遍野、火光冲天，会不会顿时感觉身处地狱之中？这样的场景，在人类的历史中十分常见，尤其是战争年代。波兰电影《沃伦》，就把这种地狱场景血淋淋的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首部讲述二战期间“沃伦大屠杀”的电影，它的另一个名字是《Hatred》（仇恨）。沃伦是一个地名，位于乌克兰西北部。二战前它在波兰的统治之下，这里70%的人口是乌克兰人，信奉东正教；16%是波兰人，信奉天主教；10%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剩下的是少量俄罗斯人和其他族裔。和犹太人一样，乌克兰族人历史上长期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沃伦州生活的乌克兰人一直受到波兰政府的政策歧视。二战爆发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发动种族清洗，屠杀了大量波兰人和犹太人。影片从一场婚礼开始，女主索菲娅一家是波兰人，居住在沃伦省的某个小村庄，她的姐姐嫁给乌克兰人，举行了朴素热闹的结婚仪式。跨民族的婚礼上宾客其乐融融，私下却暗流涌动。人口占多数的乌克兰人早就对波兰政府在教育、宗教、经济上的压迫感到不满。而掌控权力的波兰警察却在宴会上大放厥词，称“波兰人是贵族，乌克兰人是无赖。”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密谋独立建国，这种反抗压迫的初衷是正义的，但他们却站错了队，把希望寄托在“二战恶魔”希特勒的身上。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东南亚，不少东南亚国家也把二战时期的日军当做打跑白人殖民军的“解放者”。例如被缅甸人尊为“国父”的昂山将军（现缅甸国务资政的父亲）也曾经与日军合作，对抗驻缅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不同的是昂山看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后，马上向盟军倒戈，从而避免沦为法西斯的帮凶。以及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他在反对荷兰殖民政府斗争中，被捕监禁两年，后来又流放到弗洛勒斯和苏门答腊8年。1942年3月日军侵占印尼，他把日军看成他个人和国家的解放者，日本占领军首脑今村均大将任命他为首席顾问和宣传家，他也甘心为之效劳。日本战败后，他宣布印尼独立，并担任总统。所以说，真实的历史根本不是非黑即白。索菲亚姐姐的这场婚礼，是影片中波兰人、乌克兰人、犹太人最后一次能够一起享受美酒与快乐的场景，大合影之后，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如果你熟悉二战历史，就知道波兰是个多么倒霉的国家。战争一开始，波兰马上就被德国与苏联瓜分，战争期间，波兰沦为德国与苏联的战场，双方势力在这一地区反复争夺。作为弱小的民族，无论是乌克兰人、波兰人还是犹太人，都要夹在德国和苏联这两大势力之间，小心翼翼的过日子。首先占了沃伦的是苏联人，苏联士兵抢走了索菲亚家的老母鸡，他们敢怒不敢言，当地人（主要是乌克兰人）还准备好面包和伏特加欢迎苏联军队。苏联人来了，倒霉的是波兰人，因为他们要镇压处于富裕阶层的波兰地主。（苏联占领波兰期间，对波兰社会精英进行了清洗，包括臭名昭著的卡廷惨案）到了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并全部占领了波兰领土，沃伦州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了德国手中。德国人来了，倒霉的是犹太人。当地的乌克兰人见风使舵，马上又欢迎德军，还打出了乌克兰起义军（UPA）的黑红军旗。德国人治下的沃伦，乌克兰民众和民族主义者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始配合德国清除苏联残余势力，捕杀犹太人。乱局之中，村子里的普通人也开始对犹太人趁火打劫。为了表达对纳粹的忠诚，以及实现其所谓的民族主义理想，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比德国人更热衷于迫害屠杀犹太人，而他们的忠诚也得到了回报。在德国的支持下，1941年6月30日，纳粹的傀儡“乌克兰国”在利沃夫宣布“独立”，乌克兰人对境内波兰人的清洗开始愈演愈烈。斯捷潘·班德拉是乌克兰起义军的领袖，他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代言人。乌克兰傀儡国建立后，他随即被选为这个独立政府的成员之一。后来，由于他反对德国人的政策而被关进德国豪森集中营。1944年德国人把他放出来，和他合作在乌克兰组织反苏游击队。战后，他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流亡西方的领导人。1959年10月15日，斯捷潘·班德拉死于苏联政府的暗杀。《沃伦》对屠杀场景的描写非常露骨，但在部分画面又刻意使用了远镜头，减少了血腥程度。不过这也告诉了观众，真实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画面更加残忍。在索菲亚姐姐的婚礼仪式上，当地人曾经玩过一种互相抛掷着火稻草的游戏。在大屠杀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把一个波兰小男孩捆在稻草里点燃，再次玩起了这种游戏，与婚礼上和谐的氛围形成强烈对比。剜眼、剥皮、活剖孕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用尽一切办法屠杀波兰人，并以此为乐。乌克兰人组织的大屠杀过后，索菲亚带着孩子投奔嫁给乌克兰人的姐姐，这时遭到屠杀的波兰人组织了起来，开始报复性屠杀乌克兰人，索菲亚眼睁睁看着乌克兰姐夫和姐姐被波兰人杀死。在沃伦，苏联人来了杀波兰人，德国人来了杀犹太人，在苏德统治交替的间隙权力出现真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开始相互仇杀。最终，至少有8万波兰人和大约1.5万乌克兰人死于断断续续的屠杀之中。二战后，波兰、乌克兰两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最终靠简单粗暴的手段大致解决。两国实行了“遣散人口行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强制回波兰，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回乌克兰）和“维斯瓦行动”（强制波兰境内剩余的乌克兰人分散居住到不与乌克兰接壤的地区）。后来波兰政府对早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并对受到伤害的乌克兰人公开道歉。而乌克兰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始终不承认沃伦屠杀，甚至追授反苏的乌克兰起义军的头目斯捷潘·班德拉为民族英雄。（后乌克兰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撤销授奖决定）尤其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再次举起UPA的黑红色军旗和斯捷潘·班德拉的肖像，为极端思想招魂，甚至《沃伦》的上映也遭到了乌克兰外交部抵制。民族、宗教、国家大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普通的农夫、虔诚的教徒、和善的邻居突然都变成了魔鬼，对自己的同类做出残忍的虐杀。而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根本无法分辨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在外貌上有什么区别。这三个民族在二战期间都是受尽苦难，遭到灭国和被屠杀的命运，但不同的政治利益和宗教信仰，却让受害者们互相厮杀，至今都没有解开心结。在人类历史上，类似这种拒不被承认、故意被遗忘、选择性记忆的大屠杀还有很多；即使现在，用民族、宗教等口号挑唆矛盾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地狱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本文版权归作者大海里的针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