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之爱》——媒介本身的指涉和类型内部的瓦解

如果将比利•怀尔德导演1957年的作品《午后之爱》作为一个文本进行罗兰•巴特意义上的读解。那么我们首先要引入让•科莫里和让•拿波尼的分类系统。在1969年第10期的《电影手册》上，两位批评家的论文对电影进行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划分，试图区分“让意识形态畅通无阻地通过的电影”和“揭示意识形态机制，制止意识形态，使之暴露的电影。”这篇论文建立在对过往的经典电影理论的批评上，然而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们的第五种分类直接来自于对好莱坞的思考：“影片第一眼看上去明确地臣属于意识形态并完全受其控制，但这只是一种含糊的观看……我们谈论的这种电影在意识形态表述中产生了阻碍的力量，并导致它转变和离开原来的意识形态过程。”对于好莱坞的意识形态分析，实际是在考察电影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娱乐王国，好莱坞的分析者们更愿意称之为“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而沃特•本雅明则强调这种机械复制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传统权力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即消费者被赋予更多利用艺术的使用权和对艺术的意义解释的发言权。但从意识形态分析的意义上，让•路易•鲍德瑞将电影放置在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的角度上，从电影机器本身着手进行媒介意义上的思考，机器理论认为电影机器“传达关于真实的印象”，于是电影便具有“客观真实的梦幻化效果”。以至于观众沉浸于这一场幻梦当中。抑既阿尔都塞所说的“想象性关系”。至此我们可以对《午后之爱》的文本进行某种解读。影片以一个侦探的视点开始叙述，这个职业以对证据，或称“真实”的依赖程度甚高著称。开篇的小案件中，侦探使用相机记录的一场婚外情却被人为破坏——破门而入要谋杀奸夫的X先生发现那个女人根本不是自己的妻子——事实上是异装术的把戏。X先生依次开始怀疑奸夫的身份，这个女人的身份，甚至这家饭店的身份，却始终不愿意相信是侦探的错误。这自然来自于对“真实”的确信。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传播学意义上对于电影媒介的某种思考，这种思考在类型片内部奇异的形成了与诸如安东尼奥尼的《放大》的互文关系。随后影片的故事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对电影媒介的指涉系统。侦探的女儿亚莉因为父亲的档案逐渐对花花公子弗兰根一见钟情。她对爱情的认识完全来自对父亲档案的窥视中，既这些档案为亚莉建构了一个想象性的感情世界。亚莉为了进入这个世界中，开始用档案中的案例对自己进行塑造，并且最终进入到了那个想象性世界中。对影片文本的如此解读使我们发现影片对于好莱坞电影的自我指涉相当直白。我们轻松的发现了一对对的对应关系。对于好莱坞电影而言，电影本身也是利用其媒介特质，以及一整套对情节、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性操作，为观众制造了一个完整的想象性世界，从而实现对观众的意识形态询唤。既而观众将这种情感体验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日常生活中，成为“资本主义合格的劳动者”（圣多•阿多诺和马克思•霍克海姆语）。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影片中，侦探（媒介、传播者）、弗兰根（想象性世界代表）和亚莉（观众）对于那些档案中案例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侦探鄙视这些事件，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以之谋生；弗兰根先生享受于自己“爱了就跑的生活”，在侦探那里的档案日益变厚。但一旦亚莉用同样的方式描绘自己生活，他又异常不满。然而，亚莉却感动于档案中的所有故事，并一下爱上了弗兰根，一边对自己进行想象性塑造，一边极力要融入那个档案中的世界。这种对应并不止于简单的对好莱坞工业的指涉，更是涉及到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主体概念。阿尔都塞的主体概念“交织了法律、语法和心理意义”。这里的“主体”不同于语法意义上的自由的能动性的主体概念，也同样区别于法律意义上被动的“主体”。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机器询唤着法律主体，仿佛他们还是语法主体，让他们把自己的服从误认为自由。这揭示了好莱坞电影的本质，即通过类型化的集体神话，从而建构起“观看主体”，利用他们的误认实现再生产的过程。《午后之爱》完整呈现了这个“误认”的过程，亚莉在观看档案的过程中，被貌似“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爱情故事感动，主动投入到这个感情世界中。以一个表面的“语法主体”出现追求所谓幸福，实则成为一个法律主体，被动的让父亲的档案建构了自己情感生活的一切方式。但在这个世界之外，侦探构成了另一条隐含的线索，呈现出现实世界的原貌，和这些爱情故事的本质。将想象性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完全呈现，构成了影片对电影媒介本体的指涉力量。于此同时，影片中男主角始终贯穿的疑问是“WHOAREYOU？”即女主角亚莉的身份始终无法被她的想象性世界中的人认知。看似这种不可认知是亚莉的主动行为，但实际上，由于亚莉对自己主体身份的误认，隐瞒实际上也是误认的体现。事实是，无论亚莉如何塑造自我，都无法被那个世界中的人准确认知，她的身份始终处于危机中。隐瞒是出于无奈，因为她在自我世界中的身份，侦探的女儿、音乐学院的学生，被亚莉认为是缺乏吸引力的。她为自己塑造的身份中，缺乏的却是最本质的“WHOAMI？”这种缺失是属于法律主体的缺失，语法主体不会存在这样的缺失。至此，一个完整的指涉系统已经成功建构起来，然而比利怀尔德却并未就此满足，影片的叙事在结尾处突然往另一个方向运行。这个结尾的契机来自于弗兰根的困惑到达顶峰的时候。亚莉对自我的塑造使得弗兰根越发难以接受，但这种情感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从天而降的X先生将侦探的名片交给弗兰根，使我们看到了类型本身的力量开始接管叙事。弗兰根顺水推舟的得到了亚莉的真实身份，侦探也顺利知道真相，一切貌似真相大白。然而直到影片最后，亚莉也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但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侦探以陈述案件的语气叙述了女儿与弗兰根的婚礼。亚莉终于成功地进入了她想象性的世界，她的资料也终于被侦探插入弗兰根的资料中。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影片在叙事上的巨大缝隙，影片在结尾处突然进入了一个工整的类型化叙事中，但人物却远没有到达这样的状态。弗兰根直到结尾还在告诉侦探：“我的兴趣很多。”亚莉却莫名其妙的正式进入了自己的想象性世界。叙事逻辑还没有到达解决问题的时刻，影片却已经走向了完美结局。这只能称为类型的推动力。人类学家霍斯顿伯德尔马克尔认为：“没有一部好莱坞电影以求真的态度关注情感的真实。”这句话在侦探结尾处的微笑上得到了注解。一个侦探看见自己的女儿跟着一个花花大少离开，却露出会心的笑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被刻意安插的大团圆结局，就如同道格拉斯西尔克导演的《苦雨恋春风》的结尾方式。这种叙事上故意留出的缝隙并不是为了圆满叙事，而是为了消解叙事，即从类型内部对意识形态进行瓦解。托马斯沙兹说到：“在基本的文化冲突和抵触的活化和解决中，类型片歌颂我们的集体态度、价值和思想；而这种歌颂的仪式在叙事结局的成规化模式中是最明显不过的……正是通过结局，类型片才能够最终实现它的仪式的社会功能。”这种论断不止出现在沙兹的著作中，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研究者都在强调大团圆结局的仪式化作用。这与我们最初讨论的传播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不谋而合。卡米里和拿波尼的论文指出：“一种内在批评的发生使得电影在裂隙处崩溃。……如果有人以超越外在形式的连贯性进行阅读，他会看见影片充满裂隙。”而怀尔德，正是通过刻意使用类型本身的力量推动叙事，营造表面上的连贯、光滑和顺利成章，却在影片内部造成叙事上的巨大缝隙，从而完成对类型的消解，继而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区别于其它好莱坞类型片，甚至形成了一种批判力量。《午后之爱》绝不是比利怀尔德最好的作品，但却把怀尔德的电影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至此理解了为什么怀尔德无法被承认为好莱坞的电影作者。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作者，或许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游离于好莱坞电影工业和电影观念之外的作者。我们是否可以说，《午后之爱》是一部批评家的电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