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和电影

2001年09月29日14:59:54　网易报道　雌黄　　1969年约翰·福尔斯（JohnFowles）发表了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这部“仿写”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一个感伤故事伴随着当代视角对过去时代的反思。这种视角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对当时的文学作品、社会文献、乡野民谣等的引用，以及时时打断叙事流的议论，全面地展现和评判那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其二：在使用当时小说书写样式的同时，作者还表达了自己对小说写作理论的思考。二者赋予了小说元叙述的色彩。当然，比之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FrenchLieutenantsWoman）是一次远为通俗的元叙述表演，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剥离出来的、完整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1981年，小说被搬上银幕。大约是因为小说结构上的特点，影片将之设计为一个“戏中戏”。迈克和安娜是两个演员，他们分别扮演电影中的查尔斯和莎拉，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一段婚外的恋情。最后，小说的两个结局被安在戏里戏外的两对人身上，查尔斯和莎拉获得了喜剧的结尾，他们重逢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迈克和安娜的关系则随着影片的结束而匆匆结束。　　除了结构上的这一变动外，影片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原作进行了改编。　　其一，电影大刀阔斧地砍削了小说叙事的枝蔓，将因众多“离题”议论而显得散漫的故事梳理得井井有条，紧凑完整。这自然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但也削减了小说独特的吸引力。在原著中，叙事始终笼罩着谜样的神秘氛围（这显然源于作者时而采用时而放弃全知叙事者视点的策略），而不仅仅是塑造了个性神秘的莎拉。然而在电影中，这种神秘只是通过黑色的风衣、风雨交加的天气、人物苍白中透出丝丝血色的面颊和古怪的微笑来表现，从而不仅故事成为单纯的悲欢离合，莎拉那核心性的神秘也仅仅成为叙事的推动因素，并最终获得解释。　　其二，电影改变了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潜在循环结构的指向，并通过画面设计成功地实现这一篡改。在小说的最结尾，也就是第二个悲剧性的结局里，查尔斯离开了他始终无法理解的莎拉，孤独地走在泰晤士河的堤岸上。不仅外在的场景与莎拉在开头时站在防波堤上的背影相呼应，而且人物的内心也是对应的。从而小说也成为一次对叙事的叙事，莎拉讲述了法国中尉诱惑她并将她置入孤独和耻辱的故事，而她的讲述正构成对查尔斯的诱惑和指引，最后，她通过实现叙事而获得了自由，查尔斯却坠入她在开始时的处境。由于影片采用了另一个结局，于是就把这一对应变为对比。在剧中故事的末尾，黑屏上的字幕标示“三年之后”，阳光明媚的海滨平台上，查尔斯失神地坐着，凝望闪烁着平静的光泽的海面。它用迥异的画面氛围呼应着开头莎拉的镜头——狂风骤雨，海浪冲击着的防波堤上，一个女子的背影远远地站在尽头，同时暗示着故事即将发生的转机。　　显然，这两个改动都是针对小说的元叙述层面的。它的结果就是压平反思的张力，使影片比之小说更加“通俗易懂”。当然，从字面上说这部片子也是下了元叙述的工夫的，导演机灵地将自己对小说的改编转变为表现一个剧组如何将小说搬上银幕，以及这次表演过程如何与演员的情感生活互动。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元叙述”终归只是字面上的，它的反思意识完全没有深入到叙述媒介的本质与内涵。它不过为巍巍乌龟塔又增添了另一只驮着乌龟的乌龟而已，丝毫没有解决大地根基何在的问题。在影片中，反思的意义体现在表演上，这也许是最容易表现也最容易为观众理解的，但显然偏离“电影元叙述”而更符合于戏剧。我们也许应该从小说元叙述的两个角度出发，看看电影该如何实现自己的元叙述。　　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是作为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模仿而出现的，作者在每章的开头要引用那一时代的人物言论和著作，他时时会提醒一下读者：下面出现的，是一个作者的想象和叙述，不仅与故事发生的时代相隔遥远，而且根本上是虚构而非再现。这可谓“再现一个时代的叙事艺术而非时代自身”，倒契合特吕弗电影“再现一个时代的视觉艺术”的观念。就这个角度而言，这部电影的一个可能选择是模拟那一时代戏剧的特征。此刻我想到的范本正是特吕弗，他的《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与19世纪肖像画、《最后一班地铁》与《天堂儿女》之间隐讳的关联。另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一部英国影片《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它成功地挪用了无声片的一些表现手法。　　小说另一个层次的元叙述体现在“作者”的角色上。这个“第二上帝”是维多利亚时代叙事艺术的核心概念，也是福尔斯展现自己观念的关键所在。考虑如何在电影上实现这一反思，首先就必须确立电影区别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内涵。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布莱松，他也许是极端的，但他深刻地看出了电影和戏剧的区别。在他眼中，戏剧是表演的艺术，依靠演员的外在模拟暗示人物的内心，而电影是观察的艺术，依靠摄影机的凝视剥离出事物与场景的内在质素（“存有：模特儿，表现：演员”）。那么，对电影本体的元叙述就应该从摄影机出发，从这种凝视的见与不见，能与不能中审视电影的叙事可能性。　　在小说中，作者始终不放弃对“叙述者”角色的审视，他时时会游离出这个看似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感伤故事，直接地告诉读者，他并不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能预计故事的下一步发展。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分析罗列莎拉的历史现状、心理症结，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莎拉的行为无法解释。那么在电影中，导演就应该通过摄影角度、场面基调等的设计，使观者惊觉到这只“眼睛”的存在，而不是维持一种流畅、“真实”的叙事幻觉。在这一点上，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几乎毫无意识，它完全摒弃了小说元叙述视角的犹豫，承担起典型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角色。统观整部影片，不仅不见摄影机彰显其视野限制，反而是它时时地提醒着观众，下一步应该朝哪里看，应该看到什么。从一些资料上看，罗伯-格里耶的影片象他的小说一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极端的探索，可惜没有见过。　　要对摄影机的在场进行勾画，就必然涉及到镜头的组合即蒙太奇。布莱松也提出，电影为避免简单地跌入再现，就必须进行“断片化”，通过剪接，将“人与人，人与物用目光连接起来”。这一目光，当指维尔托夫所言的“摄影机眼睛”。从蒙太奇理论的源头来看，爱森斯坦强调其论证劝服的功能，在他，这是“从最后的主题效果的立场出发来进行合成”的剪接方法。而普多夫金则专注于叙事，通过镜头的剪接展现人物心理和故事发展脉络。二者潜在的参照对象都是戏剧。只有维尔托夫，也许由于学过音乐的背景使然，明确地反对电影与戏剧的比附，而是从摄影机的“眼睛”即观察属性出发，寻求以镜头组合来实现这种新媒介所带来的新的观察和发现潜能。经过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经过我最热爱的大师戈达尔，这种视野也许是今日唯一有效的电影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