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戈达尔之三：精疲力尽

到了《精疲力尽》，我才感觉到对戈达尔的重新解读是多么重要，那种陈词滥调和人云亦云甚至比误读本身还要有害。我就《精疲力尽》几个重要母题写一点个人观感，而至于那些陈词滥调，不再赘述。1.“他人的电影”《筋疲力尽》可以看作是新浪潮导演们（特别是《电影手册》派）的一次集体行动，当时已经成名的弗朗索瓦.特吕福为影片编写脚本并拉来拍摄资金，克劳德.夏布洛尔担任了执行制片，黑色电影大师让-皮艾尔.梅尔维尔在片中出演了作家(饰)(让皮埃尔·梅尔维尔饰)一角。所以戈达尔作为导演对整部影片的控制力是完全不够的，戈达尔曾说：“因为这是我为别人所拍的影片。代表了一个如何去拍摄影片的梦想。或许这部影片应该由别人来拍，而不是我。”这也是为什么戈达尔后期很不喜欢《精疲力尽》的原因。所以《精疲力尽》并不是一部值得盲目追捧的纯戈达尔式的电影，直到现在，对它大量争议还是存在，一味的人云亦云以及盲信权威对《精疲力尽》的理解是非常有害的。从整部影片来看，戈达尔对剧本的控制非常少，仅仅体现在几处重要场景的台词控制上，而戈达尔对影片外在形式的控制则是主要的，这在下面论述到《精疲力尽》的形式主义美学上再细述。2.“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作为戈达尔的一个重要母题，在他雄心勃勃的长片处女作中无所不见。《精疲力尽》开头就是报纸上一个女性模特的特写，而伴随着的画外音是米歇尔(饰)(让保罗·贝尔蒙多饰)的“总之我是一个傻瓜...”，暗示着整个故事是一个女性主义引发的一场悲剧。另外一个重要的场景是对让-皮艾尔.梅尔维尔所饰作家的采访，整个采访过程中都在探讨女性和社会的关系。当然著名的卧室场景亦不伐精彩的与女性主义相关的台词。我要说的是，所有这些，戈达尔都仅仅是从文本上，从台词上表述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这在1959年，的确不算太新鲜，而戈达尔的一些论点，比如“性是作为社会对女性的唯一衡量标准”“女权主义的基点是个人独立”等等，也都不算太新鲜。应该说，戈达尔在《精疲力尽》里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还完全没有达到他日后的水准，属于点到为止，在运用故事和影像表述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上还缺乏控制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戈达尔已经有足够的敏感开始涉及自己感兴趣的母题。3.“模糊不清的政治”我们还是从戈达尔几个重要母题出发。《精疲力尽》中的政治是模糊不清的，它仅仅被描述而缺乏被表述和探讨。在卧室场景中，收音机正在播报艾森豪威尔访法的新闻。如果如戈林·麦凯波在《戈达尔：影像、声音与政治》所说这是对帕特里西亚和米歇尔这对异国恋人的类比，我觉得可以站的住脚，但有点勉强。至少我个人理解，帕特里西亚来自纽约这一剧本设置是出于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女性主义形象的考虑，而在政治层面上的类比可能是无意为之。还有一个重要的场景是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护送政要的摩托车队列，他们和米歇尔帕特里西亚平行移动。戈林·麦凯波的理解是这是对个人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遥远距离的隐喻表述。我从戈达尔自己所说的“我终于能拍出我梦想的安那其（无政府）电影了！”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隐喻，与剧本同时进行的政要访问此时显得无关紧要和权力缺失，它对所发生的追捕和逃亡这一个人层面上的事宜显得毫无影响力和控制力。比女性主义更甚，戈达尔在政治层面更是点到为止，模糊不清，我猜想他已经被这个侦探故事和美学上的考虑搞的焦头烂额。4.“形式主义美学”我觉得戈达尔在《精疲力尽》最重要的贡献和最大的控制力是在形式主义美学上的，这也最能彰显他年轻的才华。此处的形式主义毫无贬义之意，如阿伦.雷乃所说：“形式即风格”。戈达尔在《精疲力尽》所表露的形式主义美学主要是剪接技巧，换位思考，第二媒体介入，回环式的细节设计等等。剪接和电影的换位思考这里不做赘述，在电影学院的论文上你可以找到更多，主要是导演存在的本体论之类。《精疲力尽》的第二媒体介入相当抢眼，海报、报纸、收音机、路人的谈话等等，这些第二媒体的介入要不就是交代剧情，比如剧中《法兰西日报》；要不就是导演一些与电影本身无关的个人想法的表述，比如12x27;49quot;处出现的卖报小女孩突兀的询问：“你痛恨你的童年吗？”戈达尔借着米歇尔的口说：“是的,我喜欢年长的人”，以及随后出现的拙劣安排的车祸呼应前面看到的海报“直到生命结束，生活都是处在危险之中”。这些安排与电影本身毫无联系，但可以看出，戈达尔从《精疲力尽》开始一直有着创造警句的欲望。《精疲力尽》中还有更多细节设计彰显了戈达尔在形式主义美学上的追求，比如米歇儿用拇指抹嘴唇的习惯与帕特里西亚在米歇儿死时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以及米歇儿死时的鬼脸与之前的呼应。应当说，我个人理解，对一个刚刚从事创作的年轻人，无论是做电影，写小说，做戏剧，这种美学上形式主义的追求与爱好是没有弊处的，反而对创造力的发现和再现有着莫大的帮助，但显然这如果出现在一个创作成熟期的创作者身上，我觉得毫无价值而且矫揉造作。这一点上，我的确有过深切的体会，现在回过头来看我3年前也就是2004年大一时为一个文学社所写的诗歌短剧的确在这上面和刻意的先锋派手法上消耗过多的精力，与我现在的美学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