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坏的时代找最好的时光

——《扶桑花女孩》或当下金融危机搞得人心惶惶，看电影似乎也没了心情。就像汶川地震时，每天守在电视机旁，任何电影都失去了吸引。如果有谁说自己可以不受干扰看电影，我肯定会怀疑他的生活态度。也会有人争辩，至少我可以躲在电影里过春秋，纵情光影，沉迷艺术，做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逍遥派。只是一时的麻醉，好比黄粱一梦，醒来后只会更加揪心。毕竟，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情浮躁，世情动荡，无从逃避，也无从解脱。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自从狄更斯这么说过，很多人也跟着这么说。看过《扶桑花女孩》后，在它程式化、但恰到好处的感动和励志背后，我得到了一点异样的感受，否则我不会想要为它写点什么。在我探究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时，当下的境况自然而然地与电影中的情境连接起来。近几年日本电影热衷于表现昭和时代，尤其是二战后的一段时间日本人艰苦度日、走向复苏的生活，抛开其中隐约规避战争罪恶这一点不谈，其追忆、怀念甚至是向往的意味非常明显。像《永远的三丁木的夕阳》《母亲》这样的轰动作大概都是这样。为何如今生活优渥的日本人会向往他们之中年长者直接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代？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忆当下生活时是否也会拥有一份这样的情怀？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过往在经历时间的淬沥后都会成为美好的记忆，伤痛永远是伤痛，比如战争，比如文革。我看到的《扶桑花女孩》，在描述曾经的“激情岁月”时，没有一味地缅怀和美化，怀旧虽不可避免，但电影关注的还是昭和四十年的“当下”，公元1966年，日本经济腾飞的前一刻。新旧经济的更迭，必然导致优胜劣汰，电影中的采煤小镇濒临倒闭，对于镇上的居民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毁掉生活的出路。这真是一个不能再坏的时代。然而电影中的女孩们，却以敢于担当的态度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一段最好的时光。是的，在电影程式化的情节设置之外，这个，更让我感动。这不是单纯的煽情和励志可以达到的。女孩们为了养家糊口去跳草裙舞，获得了艺术与成功的快感，这都不重要。透过这些苦难中的执着，或是对命运的抗争，我忽然发现，人在当下，其实是很难与命运角力的，甚至无从认清生活的真相，我们唯有随波逐流。这逐流又分两种，一种是逆势逐流，这种人服从命运的支配，甘愿滑向生活的谷底，然后抱怨或是隐忍；一种是顺势逐流，这种人顺应命运的法则，但有胆接受未知的变化，反正也不会再坏到哪里，虽然也并不做反抗，但总归承载着一股向上的劲头。这劲头有时是天赋，有时是天命，学不得，一学便是抗争了，前景便会难测。似乎这成了一种生存的艺术，在随波逐流的生命里，顺势或逆势便成了分野普通人生命轨迹的潜在原则。所以与其抱怨生活，做改变的反对派，不如试着亲热生活，找到与生活同调后欲罢不能的感觉。这感觉落实到《扶桑花女孩》或当下，其实标题的一句话足以表达：在最坏的时代找最好的时光。写到这有点汗颜，要聊电影的，却完全成了自话自说。还好想要表达的就这些了，不妨再说说电影。《扶桑花女孩》是那种从电影语言上看精致到无以复加的片子，每一个笑点、煽情点、催泪点都恰到好处，不温不火，不造作、很纯粹。任何人看了都会跟着感动、欣慰，然后慢慢了然于无。这看似一份精明的算计，但我觉得需要很大的智慧，就好比高度程式化的京剧，唱念做打分毫无差，故事也都是老生常谈，但懂戏的听来依然能品出不同的味道和心情。当商业电影，尤其是温情、感动、励志类小品成为一种精准的套路以后，能在其中适度跳脱、彰显不俗，才见导演的功力。从这一点上看，由日籍韩裔导演李相日推出的《扶桑花女孩》是近年来日本电影难得的精品之作，它在2006年获奖无数，并成为旬报年选的第一名。它一点都不俗气，程式里透着风度，让人在温情之外感受到新意。不能免俗要说一下苍井优。一个看似清淡平庸的女孩，内在里却有着强大的气场。长相一点都不重要，在漂亮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女优中；气质似乎也不重要，不管你是清纯少女还是百变女郎。看苍井优，其实要看她的品质感。她是轻盈的，单纯的，在很多女优那里，这很容易导向肤浅；她是从容的，有气度的，在有的女优那里，这难免成为沉重。她中和了这两种走向，成就一种完美。有人把她视为原节子、高峰秀子、田中娟代、吉永小百合(山崎静代饰)等“国民级”女优的接班人，至少从潜质上看是有道理的。在《花与爱丽丝》中她还无法跳脱岩井俊二营造的恍惚气氛，在《虫师》中则干脆沦为应景的花瓶，但她的气场没有变，依然让人无法忽视。虽然前景无从预测，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品质感来看，多少更能让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