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徹切

《扶桑花女孩》是一枚包裹在糖衣外表下的催淚炸彈。溫馨喜劇的包裝之下，深埋著日本不同世代價值觀的沖突，在地文化與工業化、都市化、美國化（以草裙舞為象征）的沖突，以及現今日本人對“goodoldday”的無限眷戀。影片取材於真實事件。昭和40年(1965年)，石油逐漸取代煤礦成為主要燃料能源，昔日的煤礦相繼關閉，無數的人失去了工作。以采礦為生的日本福島縣磐城市也面臨產業沒落、礦坑關門的危機，煤礦工人面臨集體失業。故事正是圍繞著礦山人為擺脫這一困境的努力展開的。實際上，早在1956年鳩山一郎執政時期，日本即制定了“電力五年計劃”，進行以電力工業為中心的建設，並以石油取代煤炭發電。經營了一百多年，培育了一代代礦工和礦工文化的磐城的日漸雕敝，幾乎是這股大潮的必然結果。但是，成千上萬長於斯、賴於斯的煤礦工人，卻不得不為這股浪潮埋單。同樣在90年代末經歷了以“抓大放小”為口號的國企改制、幾千萬下崗職工的中國人，應不難理解這一轉型過程的痛苦。電影中亦有這方面的展示，但畢竟是溫馨小品，對於當年工會鬥爭的酷烈，不能盡萬一。電影在這裏作為記憶再書寫的機制，是要盡量縫合歷史的傷口，而為了縫合這傷口，影片把礦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尋找生機中體現的堅韌、頑強、陽光作為表現的重點，也就不難理解了。片中蒼井優的母親，是老一代礦山人的最集中體現。她的丈夫獻身於無底的礦洞中，她的青春胴體也被一生的粗重勞動消磨得死氣沈沈。但她毫無怨言，因為她深愛著這個礦山，深愛著丈夫獻身的事業，她認為女人的本分就是任勞任怨、幫襯丈夫、撫養子女。當面對這“衣不蔽體”的草裙舞時，她深以為恥，並蠻橫地阻撓女兒學習。而蒼井優飾演的紀美子，雖囿於視野和家庭教育，也有保守的一面，但隱隱約約的自主意識已經在心底萌生，因此當遭遇母親的強硬阻撓時，她沒有順從，而是喊出了“我不要像你一樣過一輩子”的聲音。對於舞蹈，她最初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真正撼動她心靈的，是平山老師那一段舞蹈(導演選用逆光拍攝，襯托出了舞蹈的唯美，很有《花與愛麗絲》裏面的感覺)。可以說，她是為純粹的美吸引過來的，而最後，當她在磐城父老面前solo她靈動的舞姿，展現她熱情而又羞澀的笑容時，她自己也成就了一種純粹的美。如果說蒼井優的美是小荷初露的美，那麽早苗的美則是紅藕香殘的美，美得那麽酸楚、那麽惹人憐愛。她是個有夢想的女孩，當機遇來臨時，她比別人都更主動。猶記得盛裝合影時她的激動，叨念著要把雜誌當寶貝一樣收藏起來，猶記得她在弟弟妹妹前展示自己的裙裝，甜蜜地像一只來回穿梭的小燕子，而夢想就在最高處猝然隕落，破碎的裙衣下是觸目的傷痕和一雙驚恐萬狀的眼睛。如果說電影的高潮部分——車站留師——的催淚效果多少被我的提前預料破解了，那麽，早苗與平山老師的道別卻是我猝不及防的：當早苗遠遠地對平山说出，感謝你給我最快樂的時光時，我的淚突然就下來了。我可以想象平山到來前礦山單調沈悶的生活，那種沈悶扼殺任何一種對浪漫、悸動、美的想入非非，而當這些東西突然不期而至時，哪怕是瞬間擁有，哪怕是宛如春夢一場，此生亦值。平山老師象征著一種外來力量，來自都市的風。她的過去神秘不可知（電影略去了她的歷史，我以為是處理地很妙的），她的笑裏藏有幾分滄桑，她對礦山起初的態度也滿含著不屑和抗拒。但她的心最後還是被這群“礦工之女”的純樸與執著融化了。已經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日本人，在觀影時完全可以把認同點落在她的身上，同她一樣，深況都市人的孤單寂寞與人情涼薄，而對知冷知熱的鄉野社會展開無限向往。而我更感興趣的，其實是磐城人對平山的態度。在他們眼中，這樣的女人註定是無法融入“我們”的，永遠是“他者”，只要有什麽異動，她的動機是首先被懷疑的。這種在地文化的排外性，也見之於《海角七號》。作為對全球化的反動，我期待文藝作品中更多的在地意識或者說社群意識，但一個問題是，超越排外性的、開放包容的在地意識是否是可能的？以磐城為代表的煤礦，在如今的日本已基本歇業，轉化為與夏威夷度假中心類似的旅遊景點，供日本人憑吊。以影片反映的1965年為起點，日本先後經歷了伊奘諾景氣、80年代的“安定成長期”和泡沫破滅後“失去的十年”。當如今為下流社會、禦宅族、電車男煩擾的日本人再回頭看這部充滿懷舊氣息的電影時，他們懷念的，也許不僅是朝氣蓬勃的60年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新幹線、東京奧運會，還有那雖保守，但也知冷知熱的傳統社會、人情社會——該片橫掃日本國內各大獎項即是明證。而這份鄉愁的徹切，對於現今正處在“昭和日本”時代的中國，恐怕是要若幹年後才能體味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