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资格做父亲吗？

生于70年代中末期的我们到了应该可以做父亲的年纪了，在这样一个滑稽的让人绝望的年代里。我们的经历比任何人都更加动荡：之前的60年代绝大多数还是在故乡发展；之后的80年代刚开始迷惘。而我们这代人是一个开始。当结束十几年的教育之后，突然发现我们跟体制其实没什么关系了。于是我们就这么被赶到社会上，其中的大部分不甘心就这么回家重复父兄的生活，于是，我们留在了求学的城市，或者北飘或者南下。在某个商务区的某栋办公楼的某个格子间里，我们可以随处发现自己——他正在小心翼翼处理一份文件，他正在画小人熬过每周例会，他正在网上跟同学和朋友聊天，他正在跟客户寒暄。曾经的理想主义这时显得多么渺小和卑微。某天，在地铁站，看见成双成对的初中生，不禁恍然隔世：我们有多少年没上过学了？毕业后的这几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的初恋恋人，你在别处过的还好吗？曾经的战友们，你们被新一代的街头战士取代后，得到了你们曾信誓旦旦一定会得到但不知道怎么得到的100万了吗？一起在这个城市奋斗的同学们，虽然在几年前我们就有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你们到达理想的彼岸了吗？在我们曾经向往的这个城市，在我们所憧憬的文化和经济圣地，太阳的光亮没能照亮眼前，我们常常一头是包。在同事中，在同事的前同事中，在商务区旁边便宜的小饭馆里，在某次乔装打扮的业内聚会中，在某个同好论坛里，或者干脆就是色欲浓烈的同城约会里，我们有了现在的爱情。为了降低成本，我们搬到一起相互依偎，当木已成舟，当同居快到3年的时候，严肃的问题出现了：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于是我们为了责任结婚，在父母的催促下结婚，在同事的调侃中结婚。《铁拳男人》里的詹姆斯编造了一个心酸的谎言把自己的早餐让给了小女儿。而作为第一批计划生育的孩子，同时成长为第一批最自私的人，我们会在乎别人的死活吗？我们对此并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有钱供价格离谱的房子却谎称没有钱养孩子。詹姆斯告诉偷腊肠的儿子“只是因为生活艰难，你没有理由去拿不属于你的东西。”对孩子教育是一回事，而成年人的战场是另一回事，当有一天，整个城市变成了精神病院，我们会不会象霸天虎那样宣称“我的饥饿就是我破坏的权力”？我们能够笑对残酷现实吗？象《美丽人生》里的圭多(罗伯托·贝尼尼饰)那样，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骗儿子这只是一场游戏，让童心没有受到伤害。我们不但做不到这样惊人的坚强，甚至我们连危险正在接近都不愿正视。我们够幽默吗？我们其实连天津相声和北京相声的区别都不知道。我们只会对着蔡明和郭达们哈哈傻笑。于是，电视里一张张傻脸总是有广阔的市场。我们够强壮吗？做爱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运动，我们甚至羞于锻炼，因为那看起来是老头老太们的事。所以，只有我们中的极少数会偷偷摸摸去健身房，但谁都知道那是为了减肥而不是强身。我们准备当什么样的父亲？象我们的父亲一样？是似乎取之不尽的提款机？是不知疲倦劝我们向善的短信写手？是相信体制并试图让我们也相信的积极分子？站在经济金字塔的顶尖？不出很大的意外，没有任何希望。即便我们用各种卑下的手段挤入，当普通百姓的希望变成绝望的时候，拎一皮包美元就这么颠了，也是不幸的。“没有一个变节者是自由的”，这是斯大林女儿的话。那么，同样的，没有一个临阵脱逃者不被鄙视。面对同胞的诅咒和洋人的白眼，我们怎么跟人解释？混入官僚懒馋队伍？进入国家部委需要北京市户口，这是明文规定的。即便成为公务员也同样不幸，苏联解体后最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就是那些昔日不可一世的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哪个公司想养个爷。除了熟知办公室政治之外一无所长的我们靠什么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最后剩下唯一的可能也就是我们目前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所谓白领。打个很糙的比方：女明星是强人们都想睡的，但为什么被奸污的总是下夜班的女工？因为女明星的身边保镖云集，强奸成本高到无法忍受；而夜班女工最多只有男友或丈夫接送，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缩了水的准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空想者们最容易遭到没有方向的革命者的袭击，因为抢劫我们并没有成本，我们没有钱雇上7、8个带枪的保镖，我们没有消息灵通到可以提前飞走，我们也没有一皮包美元可以供我们在别处安身立命，甚至我们连一条好一点的狼狗都养不起。那一天如果真的来临甚至提前到来，脊椎增生和鼠标手的我们有什么能力去保护家人？等到某个无心插柳的意外出现时，等到我们不得不宣称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的年纪时，等到她的子宫脆弱到再也经受不了堕胎时，等到了那一天，我们有资格做父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