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在现实的和已经现实的年轻人们，你理应该被注入一剂荷尔蒙

A为了旅行而旅行。在电影《摩托日记》里这个23岁的青年，面对两位共产党逃亡者的询问，他这么说，带着享乐主义似的惭愧感来说明他们从1951年12月份上路所做的一切。在哪一本给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们点燃荷尔蒙的日记里，他找出了波德莱尔作为整个冒险家般旅行的理由：真正的旅行是那些为出门而出门的人，他们轻松愉快如同漂浮的气球，然而他们绝不会偏离自己的目的地，也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说，上路吧。2008年5月开头打硬皮火车由南到北的两个青年人，在忍受几天来不断更换地地铁大巴，以及冷风天里的夜游，后来我们在返回的路程里轻易地宣判此次旅行的失败。回忆起来的，是两个刺毒阳光下的苍白脸庞和面对摆在眼前这刺生生的京都风景时我们疲惫而僵直的脑袋。旅行的意义，在这时被重新放到眼前，甚至我们所在做的，带着一笔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偿还的费用就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些行为似乎是过于理想化的，被我们自己也开始怀疑是否该去嘲笑。为了安慰自己，我重新翻出《摩托日记》，那辆诺顿500奔驰在宽广田野上时，一切快干巴掉的心胸突然又变得开阔而兴奋。仅仅需要看着这一片新鲜色的美景，就已经足够说服自己重新煽情起来。记得一年前暑假，从大理到丽江的自行车之旅，我们醉于从所有精致旅行照片跳出的景色。关于格瓦拉。到底有多少被神化了，我随手就能抓到一本这样的书，它用一排一排精致的句子，来论证理想主义，浪漫的革命家，忧郁骑士。好像这些词语的发源地就来自这里。然后，一批一批的青年人们包括我开始拎起挎包，满身肮脏和疲惫并以此为荣。再后来，给五百同学发去的短信，为什么我们终究不能像这样子，像五十年前这两个家伙那样上路呢。生活教会我们的总是狡猾。怎么用最舒适的方式来完成一次生活。勇气自然是没有了，最后只剩下失落。B那么，一次旅行如何影响这位浪漫主义者，至而变成一位果敢的革命战士呢？当年与格瓦拉同行的格拉纳多在晚年时接受BBC采访时，提到格瓦拉，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直，和将消极的变为积极的能力。在影片里，镜头多次对着他们俩的分歧，为何他会有如此坚定的力量，始终保持正直呢。他直面说出老头儿脖子上的是肿瘤，劝他去医院看，结果没有讨到食物，即使在饥肠辘辘时仍旧坚持这样的原则；临走时他回答盛情款待他们的医生HugoPesce时，用平庸，劣质的生硬评价来告诉他的看法。正如医生出乎意料的回应，我们已经忘记了诚实的美好品质，总在寻找让保全自己的方法甚至不惜以敷衍的方式。格瓦拉是一个极端，他告诉别人，被认定固执或者正直的原则。这个遗传有哮喘病的青年，在学校里随身带着哮喘药参加踢球这样剧烈的运动。下冷水湖抓被打下来的鸟，还是干裂路途中的长途跋涉，他总是保持着倔强的姿态。那两个躲避暗杀的共产党人，以及大煤矿，所看到的是一个个仅仅为着生存下去的苍白的脸。这些真实似乎已经超出了旅行中那美景和美女的快乐故事，转而面对的是一具沉重的事实。似乎是他的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为着这样的不正义愤愤不平，并且试图用着自己的热血改变这些。21世纪这个年代，新成长起来的我们，大概是没有了这样拯救的念头，这些太大的字眼，被耻笑为不切实际。大家习惯了认认真真地生活，偶尔回望一下还存在的八十年代那些老骨头们，看着他们的信誓旦旦，觉得是相当可怕。电影最后也忘不了将这些纯净彻底下去，24岁的生日，面对一公里有余的河面，从这边医生住着的，到那边麻风病村民们，他说只有今晚才是他的生日——他想与河对面的人一起过生日。格瓦拉在与麻风病人们待着的这一两个月，似乎就已经能够看出他领导的气质。他会一开始就很容易给那位濒临绝望的女患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一切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这群人里。最主要的是他们被当作动物，而不是当作人来对待。玛雅文化遗址那个沉思的青年面对同伴格拉纳多的设想：没有武器，怎么反抗？怎么反抗所有存在着的不公，以及原本就是一块领土的南美洲大地。而那些格瓦拉T恤，彩色传记，美好影像，我们不断复制格瓦拉，以此来安慰这个时代已经缺乏的勇气，甚至很自然地质疑起1952年的一段旅行的真实性和后来的所有伟大，然后继续认认真真地去焦虑口袋里的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