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禁忌之路

作者：csh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诚如桑吉塔·辛格-库尔茨所言，日常社会中的所谓“禁忌”，似乎是新锐导演伊丽莎·希特曼钟情的主题。在处女长片《感觉就像爱》（2013）中，导演聚焦于少女的性启蒙；而在斩获圣丹斯导演奖的《沙滩鼠》（2017）中，她又将镜头对准了男同性恋的暧昧情愫。在今年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中，她选择的新主题是“堕胎”。如果说，在此前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轻盈的欲望；那么在这部新作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沉重的欲望之果。而正如导演所披露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满足欲望的是男性，但承受苦难的却是女性。希特曼我们呈现了一套动人的女性叙事，而这套叙事甚至从片名就已经开始了。是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由四个频率副词构成的片名，就如希特曼的影像一样，简洁却细腻。这四个词语指涉着影片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戏，那是女主角奥特曼在堕胎之前接受问询的场景。她面对是一系列残酷的问题，她需要回答，自己的性伴侣是否对自己施行了某种暴行。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只需要从上述的四个频率副词中挑选一个作为答案。有趣的是，在另一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在另一种维度的女性叙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希特曼的片名颇为同构的诗句。那是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的《一个女人的画像》：“一点也不，只稍微有点，非常，没有关系”——这仿佛是许多女人的画像，但却又是“一个女人的画像”。辛波丝卡的诗句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像《时时刻刻》一样，将不同时空的女性并置在一起，创造了某种迥异却复沓的“女性共同体”。而希特曼所做的，则是将这个共同体拆解开来，聚焦于日常而特定的个体。在面对相似的问题与有限的选项时，她们难免给出雷同的答案。但是，正如我们在《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中看到的那样，这些选项永远无法涵盖每一位女性的苦难。这部影片聚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少女奥特姆，在意外怀孕之后，她与表亲斯凯拉前往纽约，那里似乎是堕胎者的“避难所”。但这条路与她们的人生一样，充斥着危险、坎坷与波折。在许多电影里，堕胎总是背负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它成为了一种表明立场与路径的“辩题”。但希特曼想要呈现的，却是少女堕胎者的生命经验。这令人想起卢卡斯·德霍特的《女孩》：优渥的环境与个体的苦难，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概念。希特曼曾在接受访谈时，谈及了构思这部作品的源起。她曾读到一则关于爱尔兰妇女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的报道，她因未能堕胎而逝世。在那篇报道中，她还了解到了爱尔兰妇女们穿越爱尔兰海前往伦敦堕胎的旅程。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她们一路上究竟会经历何种坎坷波折？与道德或禁忌相比，这个问题似乎经验或苦难存在着更多的关联。而在转移情境之后，希特曼为我们呈现了少女奥特姆的经验。在影片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奥特姆独自沉思的场景。以近景和特写为主体的风格，也让我们长久地沉浸在她的私人宇宙之中。早有无数的艺术家开拓过特写镜头中蕴藏的可能性，而在宽银幕面世之后，聚焦于面部表情的特写镜头，也完全足以容纳后景中的大量信息。在希特曼这样的创作者手中，特写镜头当然不等于人像镜头。她使用了一系列技巧，使这套景别颇近的视听系统，呈现了相当可观的丰富度——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呈现个体经验的丰富性。在一些颇具巧思的段落中，她会将运动镜头与极为有限的景别范围结合在一起。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镜头，是那个始于她伤痕累累的腹部、终于奥特姆眼中蓝天的段落。在这个简短而连贯的镜头中，希特曼让我们目睹了多层次的变化。从最直观的层面上来说，我们看到了视点的转变，镜头从医生盯着奥特姆腹部的视点，滑向了奥特姆本人的视点。而从表意层面上来说，我们也看到从微渺个体到宏大自然、从现实苦难到缥缈思绪的转变。当然，在这部作品中，近景镜头与镜像的结合，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很显然，镜像可以拓宽特写镜头的空间，也可以通过并置现实与幻象，表现更多的意义层次。基耶夫洛夫斯基是使用这种技巧的大师，在他的《两生花》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与主题同构的镜像画面。在《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少女奥特姆的镜像。在影片刚刚开始五分钟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凝视着镜中自己隆起的腹部。后来，我们还看到她对着镜子穿鼻环的场景。但是，随着影片的进展，镜像的使用出现了变化。在影片的中段，当她在纽约漫游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车窗中的镜像，在这些镜像中，她的面庞与窗外的城市相交融。如果说此前她为自己的身体所困，那么这时令她彷徨无措的，则是这座陌生而庞大的都市。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中，奥特姆同样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但这时我们却无法在玻璃上看到她的镜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以成为她艰难地穿越一系列限制之后，重新思考自身的暗示。这部作品似乎并没有涉足“堕胎政治”的野心。她聚焦于奥特姆的身体与心灵，专注于个体在处理堕胎情境时发生的变化。这是希特曼作为导演的视角，当然也是她作为女性的视角。希特曼曾在评价克里斯蒂安·蒙吉的堕胎题材影片《四月三周两天》时说，“这是一部技艺精湛的电影，但它的视点太过男性化了。我认为，许多电影要么试图将堕胎去污名化、正常化，要么则背道而驰，讲述一个邪恶堕胎医生的故事。我想要探索的，仅仅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合法地进行一次堕胎究竟有多难？”当奥特姆用简单的频率副词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深知在那些答案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本文版权归作者csh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