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暴力

弗洛伊德曾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提到人的痛苦来自于三个方面：自身、外部世界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其中，最后一个是更甚于他者的，因为它具有着一定的可避免性，可却很少有人愿意彻底抛离它。金基德的作品中，大多存在着对人与人交往的思考，通过各种极端的情节安排来重新构造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成名前的最后一部实验电影《RealFiction》（中文名译为《真相》，个人觉得译法可能有问题）中，导演金基德便把极端的手法——杀人运用到了这种痛苦的释放之中。电影的镜头常常会塑造一个内视角，这种视角是要将观众与某个主人公同化，让观众认可电影的思维模式、思维逻辑。作为观众的我们，同时也会不自觉将自己异化为片中某个人物。正是这种方式，让观者在片中产生一定的快感，导演也将其意图传递完毕。可在《RealFiction》片中，因为其特殊的人物设置，两个摄影机的出现（影片中存在了一个手持DV的女子，以及导演手中的摄影机），便剥离了这种传统的观看方式。尤其其中，暴力美学与伪本我实现的相融，让这种“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无法与观者产生一种形而上的共鸣。观者快感遭受挫败，走向了与导演对峙的局面。下面我将试着从主人公暴力实践中的三个方面来分析这场对话是如何受阻的。一、虚假的暴力实践从影片开始，导演便直接展现了男主人公的生存状况：一个以画画为生，少言寡语的青年男性。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欺辱：社会不良青年的敲诈和侮辱、顾客的蔑视等等。这种与他者交往时带来的痛苦，把观众一步步带到了一个渐渐狭隘的视域。其中有个场景安排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位青年虽基本上不与别人沟通，但他却通过耳机偷听附近电话亭里对话。这种情节的设置是让人疑惑的，它既表征出男子内心的寂寞空虚，又让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与主人公保持了距离（毕竟偷窥，是常人的禁忌）。但观众观看电影，其实也是一种偷窥欲望的释放。随着片中人际关系越发趋于紧张，观众早已变得愤愤不平，导演此时展现出了另一个存在于电影中的虚拟舞台——一个实现了影中男子，及观众的渴望的幻觉场景。这种幻觉的实现，是依赖一个手持DV的女子完成的。作为一个意义非常隐晦的人物，她引导着男主人公走向了一个剧场。剧场门口的“另一个我”的海报暗示了一场本我实践的盛宴即将发生。在这个剧场中，有一个男子“帮助”男主人公把曾经所受的屈辱一步步挖掘了出来。并通过枪的射杀，把这种愤怒引向了高潮。在本人看来，这位男子其实就是男主人公本我的实体化，他是男主人公内心的映射。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建立在快乐这一基础上的。文中的男主人公在剧场里，完全处在了潜意识状态，以内心的快乐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并在这种状态里，虚拟地为自己完成了复仇，将自己心中的快感释放了出来。但这只是对本我的实现，一场欲望的实践，而非独立意识主体的塑造。而观众仍在这场本我的暴力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快感。在观众与影中人物的同一过程中，一起参与了这场对社会和人类的报复。在其离开剧院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暴力行为，就个人理解，只是把男主人公在剧场中的潜意识公布于众，是另一种展现，而非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在前一种情节安排里，男主人公杀死了那位神秘的男子，即杀死了本我。在后一种情节安排里，他杀害了手持DV的女子。那个DV里保留着他所有本我实践的内容，那个DV也是他本我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他杀害了女子，DV也就失去了操控者，本我也被间接杀死了。不管是哪种情节，最后男主人公都以暴力的手段彻底否定了本我，将本我扼杀。而观众此时还沉浸在本我实践的快感里。他杀害了本我，让观众不自觉地陷入到了对自己的否定（因为在观影中是作为他的本我实现的赞同者存在着的）。主人公是导演意识流露的媒介，整部影片的传话筒。而观众习惯在电影前充当主导者。于是影片设置出的冲突与矛盾，让影中的观看对话受到阻碍。片中这种循环的情节构架设置，把暴力实践的桥段放置在了一种非现实的情景之下。主人公的残忍、犹豫、痛苦和悲悯，都与坐在画布前的人割裂了开来。一场虚拟出的暴力快感，使观众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二、暴力下的伪快感在影片中，被杀者其实都已被符号化，他们构成了一种特别的符号，来所指整个外界对其施加的不平等关系。他的杀人行为，不仅仅是对那些施暴者的报复，更是宣布着对整个不公平世界的对抗。观众在他的一个个复仇行为中，也一步步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暴力诉求。这种暴力美学的呈现，是影片将观众与影中人物同化的最重要手段。但我们的道德立场又“对这种绑架式的强行同一做斗争”福柯在解释公开展示犯罪所可能达到的作用时，提到那种公共景观的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是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影片中的暴力亦是如此。一般影片把暴力放置在于观众对立的一面时，会更易让观众接受影片所构成的话语系统。如《RealFiction》中男主人公描述自己所遭受的暴力时，观众很快就接受了他是个受害者的事实，与人物心理进行了顺利的对话。但随着影片发展，男主人公成了施暴者。虽然导演并没有把施暴场面完整展现出来，而是透过行刺的凶器和被杀后的现场，让观者自己揣测出施暴过程。但正是这种剪辑方式，让这些暴力中呈现的美学因素变得微不足道。观众心中怜悯的对象发生改变，甚至一些观众会对男主人公这一施暴形象产生抵触。从暴力美学里获得的快感，也会在这种抵触心理下，扭曲或消解。金基德作品饱受争议的一点就是他的影片中女性所处的地位。很多女权主义者都抨击他的影片里总是曲解女性形象，把女性放置在权力的下端。《RealFiction》中，一如既往地继承了他往日的影片对女性的定义：要么是赎罪者，要么是救赎者。在与他复仇相关的女性中，他的女朋友因背叛他，而惨遭杀害。死亡时所呈现出的暴力美学（裸身而死，身上铺满了鲜花），间接地暗示了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定型化”的认知。在报复前女友的桥段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子基本上在没有得到社会的话语权。她如男主人公一般，活在一种无形的暴力之中。由于，观看者会有同情弱者的心理。所以这些人物形象的呈现，使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内心所同一的对象转到了那些受害者之上，男主人公变成了构成威胁的“他者”。长期观影而形成的对他者定型化的认知便消解了在复仇和本我实践里获得的快感。同时，男主人公以暴制暴，将自己心中对这个冷血世界的愤恨尽情发泄，但又不自觉地强化了世界的冷酷。在影片的最后，当男主人公本我显露变成了一场梦后，另一个卖玩具的老板将刀刺向了那些敲诈者。就在观众以为一个复仇的替代品开始出现，快感再次萌发时，而一个“卡”（意指了这次反抗是在拍戏），才告之了所有观者，这不过又是导演的一个诡计。这种一次次的“受骗”心理导致了观众欲从电影里释放心中愤懑的欲望落空，这种观影的受骗必然引起观众拒绝与影中主人公发生心灵上的相通（但这种拒绝只是内心对电影的小小抗拒，因为电影具有其特别的画面效果，它的画面不间断的改变，让人们很难在观看中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三、暴力下被“杀”的观众站在摄影机背后的观众，作为观看的主体，参与了影片的最后的完成。而片中手持DV女子的存在，暗示了观众的位置上的错置与分裂。观众一边在电影画面前毫无危险地欣赏着，一边又被机械的再现（与那位女子重叠）。在后者的位置上，观众不得不禁受着不确定地胁迫感。这种形象的安排，是观众操纵着被摄者本我的具体体现。金基德说：“电影不会改变现实，只会改变个体的意识形态。”观众在看待某一作品时，总是将其本真还原作为观看的诉求之一。如在这部片中，便将导演有意展示出男主角本我实践看做是一种畅快淋漓的人性的发泄，快感的释放，而忽略了这一实践的本质。而同时观众与男主人公同一的心理，又造成自己被看的视觉上的戏剧化效果。这种效果，使观众与演员处在了同一位置之上。在观众面对电影人物为所欲为的臆想里，诞生了一种自律——被看下的道德限制。最后，男主人公杀死了手持DV的女性，即间接杀死了观众。这与其亲手杀死自己的本我一起，构成了对本我展示的怀疑、甚至否决，也扼杀了观众的“观看之道”。同时，手持DV的女子在不做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杀害，也表征了观众面对影片时，常会无意识地被“杀害”。在孜孜不倦探寻着被观者的本我时，却不经意把自己的安全防线放在了最低。但这种将观众放置在一个虚拟的受害者之位，又会引起观众对导演运用影片所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的抵制与反抗。结语：人不过是傀儡，要么被本能的绳索控制，要么被条件制约的绳索牵动。这是《RealFiction》中男主人公在尝试抵达人体存在感时，走向的两个极端。而在这两个方面人都是没有心灵可言的，这都是被控制的一种行为模式。所以观众无法在暴力实践中洞察人性的灵光，反而是窥见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枷锁。正是在这种无力的暴力下，承载了一个集体生命悲剧。同时，影片中多种观看方式的运用，让观众与影中人物相合相离，逐步走向了苦难的深处，困在了这个寒冷的梦的边缘。参考文献《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瓦尔特·本雅明著中国城市出版社《一个幻觉的未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著华夏出版社《人类的破坏性剖析》E·弗洛姆著中央名族大学出版社《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电影与时代病——独立电影文化评价与见证》王小鲁著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