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电影评论之二

追寻之二：生命的大门1990年6月，伊朗北部发生了大地震。由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两个主要演员巴贝·阿马布与阿默·阿马布来自这里，阿巴斯与所有电影观众都对影片中两个小演员的生死非常关心。于是，阿巴斯（费哈·格拉曼特饰）就与儿子亚哥（普也·比埃化饰）到灾区却寻找他们。这部影片的英文译名叫“ANDLIFEGONEON……”，直译应该是“生命已去”，香港的版本选择了意译，译成了“春风吹又生”。由于地震的缘故，整部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画面，是大地开裂出的纹路，每一条纹路，就像是一扇向着生命开放的大门，它让生命在这里陷落，也让生命在通过这个通道，又有了新的开始。在影片中，阿巴斯让开裂的大地，与导演在灾区发现的门扉交相辉映。这扇门就在一块断壁残墙上，而顺着这扇门望出去，是满眼美不胜收的绿色，是大自然奔放而热烈的勃勃生机。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寻找有所不同，这部影片的意义不是在奔跑中显现出来，而是从谈话中显现了出来。阿巴斯在这部影片中，明显降低了戏剧化构造故事与处理故事的方式，而是采用纪实的方式来显现。决定这部影片意义正是这两段谈话。，一段是父子二人与鲁迪老人的谈话；另一段是儿子亚哥与一个母亲的谈话。鲁迪老人曾在《哪里是我朋友家》中饰演老木匠一角，但鲁迪对影片把他“弄”得很老不太满意，他认为这样做不公平，让老人变得年轻点儿才是艺术。事实上，这一段话显然渗透出了老人对于生命的珍惜与热爱，阿巴斯在引出这段话之前，还做了一点铺垫。让老人谈了一下对地震的态度。老人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是神对他的恩宠。他把灾难看成了饿狼，把人的生命比作羊群，他强调了灾难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也包括人的生命被毁灭的偶然。接下来才是老人切中题旨的话：“面对死亡，才觉得生命可贵。”与鲁迪老人相比，导演的儿子亚哥起到作用更为重大，阿巴斯借用儿童幼稚的语言，进行了布道式地言说，这种言说甚至带有“神义论”争论的色彩。当一个失去的女儿的母亲问亚哥，为什么这不是神的旨意时，亚哥给他讲了圣经中亚伯拉罕弑子的故事，亚哥认为主是不杀害儿童的，杀害儿童的只是一条叫灾难的疯狗。而父亲与新婚青年荷辛的谈话，与装电视机天线看世界杯的小伙子的谈话，以及与一些群众小演员关于世界杯的对话在影片中也有很具深意，它们印证了人们对生命的热情。在装天线的青年的眼中，虽然他失去了兄弟姐妹，但他热衷世界杯的理由是地震40年一次，世界杯四年一次。这种比较从重要性而言,是不符合逻辑的，好像是在把四年一次的情景喜剧与四十年一次人生悲剧做类比。但从人的具体生活感受出发，它又是合逻辑的，青年看重了喜剧，是因为喜剧具有了日常性，它跟人现实的生活非常贴近，而悲剧则是弃绝了现实生活的，它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掳掠到了一个非日常的空间中。除此之外，生命的荒诞和意义的空无也不断地在影片中显现。一个小群众演员因为怕被蚊子咬，跑到了父母的房间，结果地震摧毁了他原来的房间，他认为是蚊子救了他的命；一个老妇人在家里想把堆满杂物的地毯拖出来，导演告诉她这样是不行的，但她却说，除了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亲人的相继去世与生命的垂老使老人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她对日常世界的弃绝，她分不清做与不做的意义，也分不清能够成功和不能成功的区别。而影片正是通过这些次第打开的生命之门，完成了对生命的日常性，以及对神与生命的关系的解读。地震带来的灾难是一样的，但每个人会因为不同的选择继续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这样的内蕴表达之后，阿巴斯显然再也没有必要去探讨阿默与拉扎是活着还是死了。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会有他们的一扇门扉，他们在这扇门扉面前，会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