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全景

1990年，伊朗北部发生大地震，有近两万名孩子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生命。阿巴斯得知消息后非常挂念两个孩子的安慰——这两个孩子是前作《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影片就在北部山村里拍摄。第二天阿巴斯就动身前去灾区寻找，一路上到处是山崩地裂、断壁残垣，结果可想而知，他没有获得任何的消息。后来阿巴斯又去过几次灾区，决定就以寻找孩子为题，拍摄了这部《生生长流》。故事采用半纪录片的形式，导演（不是阿巴斯本人）开着车，带着儿子，沿着颠簸崎岖跟到处堵塞的公路前往震后的山村。一路上由于各种意外情况，他们走走停停，像引擎过热就迫使汽车要停驶下来散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断中，老人、年轻人、小孩出现在了《生生长流》的镜头当中。亲历过可怕的地震，这些人并没有心神不宁，更没有无休止的哀号。该怎么样去生活，一切就怎么样继续。在进入灾区的过程中，电影关注的对象发生了改变。导演起初还一心牵挂着孩子的安危，后来在其他人的身上，导演发现了一些更令人感慨也有意义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故事，不是那种逃命脱险后的惊心动魄。他们每个人都有亲人在地震中丧生，除了一名老汉，原因是他孑然一身。一男子在地震中失去了几十个亲人，但他坚持要在地震后赶紧结婚，享受人生的乐趣。还有人忙着搭天线，他们要收看那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用足球比赛带走一些哀伤。显然地震带来的影响不只是泪水，人们在努力地回到生活的正轨。阿巴斯没有把地震的话题停留在表面上，比如打出人文关怀和安慰灾民的旗号。《生生长流》没有进行任何的情感绑架，它的出发点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一名导演展开的个人行动，他没有载上满满一车的廉价同情。阿巴斯的写实风格决定了他不会有多余的煽情，没有炫技的剪切，没有特写的冲击，没有矫情的诗歌没有催泪的配乐。他的电影更多是为了记录，细致入微地传达片中人物的一些感受。地震可以带走几万条生命，但是地震却带不走人们活下去的勇气。很多人还批评阿巴斯回避了真实，他的镜头里没有成堆的尸体，缺少震撼的残酷。在更多的人看来，这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这是一部正确的作品，同时值得中国电影人去深思。阿巴斯的正确不在于他的政治正确，我们可以看到他眼中的灾后现场跟救援组织关系不大，电影也没有承担曝光真相、倾听控诉的功能。阿巴斯只是以人为本，从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上去思考地震带来的破坏与改变。5·12汶川大地震后，一些人早已望风而动，摩拳擦掌要拍摄一部大作。很遗憾，真的不是时候。一旦做不到接近客观，引发了纷争混乱，那更是对灾难事件的另一种羞辱。即便有再多事迹素材可以拍得如何感人，即便能利用特技把灾难炮制大片，可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能让死去的人复生还是能让灾民心里好受一些，统统不是。如果只要情景重现，看些一手的现场照片就足够了。在死去的那些人面前，电影其实什么都不是，至少跟票房数字什么毫不搭嘎。阿巴斯的纯朴态度是对真实的一种尊重，他的镜头记录是对现场的一种还原。《生生长流》跟真实的地震灾区保持了恰当的距离，介于记录跟剧情之间，导演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希望，那是一幅生命的全景。一直到最后，《生生长流》里的导演都没能追上要找的孩子，影片故意没有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正当观众以为就此结束时，汽车再一次勇敢地爬坡，迎难而上，这其实已经是个太过美好的结局。它超越了两个孩子的生死，传达出生命在继续的意义。灾难发生以后，只有从恐惧跟痛苦中走出，我们才能更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