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悲惨世界》——大众和英语的胜利

音乐剧《悲惨世界》——大众和英语的胜利廖康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电影破了票房纪录，几乎场场爆满。而且几乎场场结束时观众都对着空无一人的银幕鼓掌，这在电影史上是少有的。当然，电影仅仅是进一步普及了这出音乐剧，原剧本身就非常受大众欢迎。从1985年问世以来，在伦敦已经连续演出了27年，至今仍旧不衰。在纽约百老汇也曾连续演出16年，停了三年后，又于2006年重新上演至2008年。音乐剧《悲惨世界》在英语世界的成功几乎让人们忘记它原本是法国人勋伯格(Claude-MichelSchönberg)作曲，布伯利(AlainBoublil)和纳泰勒(Jean-MarcNatel)作词的轻歌剧。可是在法国，这出剧于1980年问世，只演了三个月。在英美大获成功后，经过改编的作品于1991在巴黎再度上演，命运仍不见好，只演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收场了。这个奇怪的现象让我想到原著作者雨果的命运。他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独裁而被迫流亡海外，从1851开始侨居法国旁边的英属岛屿长达19年之久。小说《悲惨世界》就是在此期间(1862年)完成的。当然，这出轻歌剧在法国受到冷遇的原因绝不是政治。甚至还不能说它受到冷遇，毕竟也演过一百多场，只不过它不像在英美这么成功罢了。这“墙外香”现象应该归功于英语大众的喜爱和英语本身的强势。法国人在艺术上是比较挑剔的，尤其对改编法语名著特别敏感。《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经典中的经典，无论谁来改编，无论把它改编成什么，都遭到过严厉的批评和无情的讥讽。评论家们不仅对删繁就简十分厌恶，而且对破坏语言的优美尤其愤怒。但对读翻译的人来说，凡是与我交谈过的读者都一致认为，这部鸿篇巨制如果删掉一半，文学价值可能更高。小说里有太多游离于故事之外的议论和轶事。那些鞭挞时政的批评也好，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好，惊动巴黎的绯闻也好，当年的读者看着热闹，就像我们今天在网上打架差不多，但与后世读者没多大关系。现在我们关心的只是小说人物的命运，除了研究历史的学者以外，谁还关心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而且真正研究历史的学者要去史册典籍里钩沉，小说最多就是用来参考而已。至于语言美，《悲惨世界》毕竟是用法语写的。其中的美妙在翻译中难以完全再现出来。改编成音乐剧，也许会让法国文学评论家们非常不满。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反正以前也没有充分领略到原文的妙处，我们能感到的文字美的缺失肯定要少得多。我们欣赏的是小说对不公道的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作者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是主教的善良的感召力量，是冉阿让面临的矛盾和他的高尚行为，是雨果刻画的鲜明人物和他讲述的浪漫故事。而这一切都在剧中得到生动的再现并通过音乐得到感人的表现。法国人在艺术上也格外求新好奇。“先锋派”这个词就来自法语avant-garde，他们厌烦艺术上的重复，甚至仅仅是有些近似都难以忍受。音乐剧《悲惨世界》的主要作曲家和歌词作者早在1973年就合作出品过摇滚歌剧《法国大革命》(LaRévolutionFrançaise)，比《悲惨世界》早七年。规模大得多，从攻占巴士底狱，推翻波旁王朝，一直演到罗伯斯庇尔的暴政。音乐新奇得多，虽然也有传统轻歌剧的段落，但主要歌曲都是非常上口的摇滚乐。票房在法国也好得多，不仅在70年代红极一时，而且这四十来年一直在不断发行各种版本的唱片，至今依然炙手可热。但是摇滚歌剧《法国大革命》涉及的法国历史事件和人物较多，缺乏个人的遭遇和命运起伏，感情上也不够动人，因而从来没有翻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很少有人知道。虽然音乐剧《悲惨世界》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最后的街垒战是1832年6月巴黎的起义，但其历史大背景还是很相似的，音乐又回归到比较传统且稍嫌过时的轻歌剧甚至大歌剧风格，加上法国人对改编他们古典文学精品的挑剔，这个作品在法国受到相对冷遇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广大英语观众没有这类挑剔和顾忌，也没有那似曾相识的感觉和印象。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是牢狱里失去尊严者的愤怒，是受污辱的妇女的悲情和怨言，是无辜的孩子可怜的希望，是在那残暴的王朝受压迫者愤怒的吼声，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渴求，是全人类最普遍、最根本的愿望。当芳汀失去工作，为了抚养女儿而不得不卖头发，卖牙齿，卖肉体，还因略微反抗而遭受惩罚，当她唱起那支忧伤的歌《我的梦想》，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流泪。当娇小的珂赛特吃力地拿起巨大的墩布和木桶，当她唱起那支希望的歌《云中的城堡》，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流泪。当那个捡子弹的男孩倒在镇压者的枪下，当他用稚嫩的童声唱起那支英勇的歌《小孩子》，有谁不会为之热血沸腾？当那些革命青年搭起路障，站在上面高唱那激昂的战歌《你听到人民的歌声吗》，有谁不会为之热血沸腾？这样一部优秀的音乐剧竟然在它的出生地受到冷遇，就算我能够理解，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原先对法国的崇敬也减少了。然而，我对雨果的崇敬并没有因为上述缺点而有所减少。那些缺点是针对小说的广大读者而言，但对于希望了解当时法国社会风土人情的学者则有巨大价值。另外，这部史诗般的小说同时又体现了古希腊的悲剧传统，而且是被黑格尔尊为典范的《安提戈涅》(Antigone)那种理念冲突的悲剧。剧中矛盾的双方并非简单的正义与邪恶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冉阿让本能地感到世道不公，他偷个面包，砸个橱窗不该受到那么残酷，那样剥夺人性的惩罚。沙威则坚信帝国的法律，他维护法律的威严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俩都不是歹徒。所以，当沙威以为自己认错人时，就坚持要求马德兰市长惩罚他。所以，当冉阿让有机会处死沙威时，却放了他。所以，当沙威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出了问题时，当他看到“上帝的正义和人的正义背道而驰”时，他的精神世界崩溃了。冉阿让和沙威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而是像雨果另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共和军司令官戈万、保皇党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和特派代表西穆尔丹那样各有不同信仰的正直的人。他们既因各自的原则水火不容，又具有超越其信仰的人道精神而能够自省并自我牺牲。基于此，音乐剧电影增加了沙威察看街垒战死者的镜头，增加了他看到那个英勇男孩尸体的特写。让没读过原著，不知道沙威心理矛盾的观众进一步理解他为什么会自杀。这种超越意识形态，为各自理念奋斗而产生的冲突和悲剧似乎还未曾在中文作品中出现过。中国文学以往总是把敌人都描绘成道德败坏的歹徒，总是把他们的作为都描绘成自私利己的行径。这种简单化的根源在于不能不带偏见地观察人世。雨果也不是没有偏见，他藐视并贬低的是德纳第夫妇那类小人。他们像吃死尸的乌鸦一样，在战场上掠夺阵亡将士的遗物。他们为了钱财对芳汀和珂塞特百般压榨，我认为雨果把他们描写得太过分，太单一了。对此，音乐剧作了适当的调整，让这对夫妇变得较为可笑，而不那么可恶。这显然是承袭英国音乐剧《雾都孤儿》(Oliver!)的传统，在那出剧中教唆犯费根(Fagin)受到的是笑话，而非丑化。有些人指责《悲惨世界》里有太多巧合：德纳第在滑铁卢战场上扒死人财物正好扒到马吕斯的父亲；沙威正好来到冉阿让冒名马德兰开工厂的城市，正好看见他抬马车救人，因而产生怀疑；冉阿让跳进修道院里正好撞到他救的人；德纳第的女儿爱潘妮也碰到并爱上了马吕斯，还替他找到珂塞特；冉阿让背着马吕斯钻地下水道逃跑，正好在出口碰到德纳第，等等。这么多巧合，在五卷长篇中也许还不太明显，但在改编的三小时音乐剧中让情节显得很不真实。但我看《悲惨世界》并不是把它当作写实的小说，而是把它当作浪漫的故事来看。“浪漫”被很多人误以为仅仅是爱情。其实在西方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是与新古典主义相对，强调感情超过理性，描写平民百姓的文学运动。《悲惨世界》中的人物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是善良的基督徒的典型代表，是受到感召后一心向善者的典型代表，是忠实执行王朝法律的典型代表，是被侮辱的万千妇女的典型代表，是纯洁的儿童经受命运折磨的典型代表，是贪婪无耻的人渣的典型代表，是血性青年革命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碰撞、交往、矛盾与融合，他们的情感交织和理念冲突构成一张历史的巨幅画卷。这幅画卷反映的并不是一时一地的真实事件，而是整个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精神，是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而改编的音乐剧运用感人的乐曲和唱段进一步将此时代精神和艺术真实表现了出来。与我看过的十来种《悲惨世界》改编作品相比，我认为英语音乐剧的取舍最佳，不多不少，而音乐剧电影的结构和节奏更加紧凑，也充分发挥了细腻表演的电影特长。让专家和学者研究雨果的原著《悲惨世界》吧。让大众享受删繁就简的改编作品吧。我读过两遍原著，中间相隔了30年，估计今生不会再读了。但我还会看无数遍改编的音乐剧和电影。在剧院里，我相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欣赏的更多是声乐艺术。电影的音响和一些唱段虽然比不上剧院的效果，但它充分发挥了特写镜头的优势，表演出在舞台上看不清的细腻感情；比如芳汀临死前演唱那段令人同悲共泣的哀歌，她嘴角的抽搐，眼睛里闪动的羞辱、幽怨、绝望和愤怒。可能是因为在电影上看得清楚，也有助于听明白唱词。不仅是我，我的几个朋友也都觉得在电影院里比在戏院里更容易听懂唱词。电影还发挥了场景转换方便的长处，展现出文字描写和舞台美术都无法再现的场景；比如一开始拉船的那个非常有创意的镜头。它不仅表现了那些囚犯的苦役，也是比喻王朝复辟的法国犹如那倾斜的破船一样不可修复。音乐剧的成功也多亏蒯茨默(HerbertKretzmer)把法文歌词自由意译成朗朗上口的英文；多亏英文是世界上最强势，最国际化的语言，才使得音乐剧《悲惨世界》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获得巨大成功，而且红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它许多英语国家，并且已经译作21种语言，以不同形式在42个国家上演。随着电影的成功，我相信，想看音乐剧的观众一定会更多。就像网络文学促进纸媒出版一样，电影和音乐剧的关系也会由先前担心的竞争变为相互促进。看过平面的影子以后，一些朋友的兴趣都被激发起来，他们还希望去看真人的表演。还有一些朋友以及我自己，虽然早已看过音乐剧，仍然想看电影是怎么表现的，也想看不同团队的演出。戏剧艺术就是有这种魅力；一出剧有人能看上百遍，但很少有人把一部小说读上十遍。如果你关注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你会察觉到《悲惨世界》与大多数音乐剧不同：没有轻歌曼舞，音乐和唱段不是疾风暴雨般地强烈，就是凄楚得催人泪下；没有说话，歌曲之间是像大歌剧那样用宣叙调连接起来的，但又没有大歌剧那么高难的咏叹调；没有光彩夺目的场景和鲜艳的服装，每一场都是昏暗的，几乎人人都是破衣烂衫；没有插科打诨，即便德纳第夫妻出场时，也是滑稽和讽刺，不是玩笑或幽默。一句话，除了音乐以外，这部剧其它各方面都更接近大歌剧。但又不像曲高和寡的大歌剧那样，这部音乐剧非常受大众欢迎。说到底，还得感谢雨果。法国人错过了让自家文豪的经典在全球大放异彩的机会，其实怨不得他们，而是因为法语正江河日下，而英语却如日中天。如果你特别关注音乐剧，你还会想到，在某种意义上，《悲惨世界》与美国第一部真正的音乐剧《演艺船家》(Showboat)异曲同工。Showboat直译就是“演出船”，我译作《演艺船家》是因为那部音乐剧实在是关于几个以船为家的艺人生涯。其相似之处在于，那部作品也在相当程度上表现苦难。一开幕，观众就在美国舞台上第一次看到一群黑人装卸工在码头上愤懑地唱道：“白人整日闲游荡，黑人整日工作忙。汗水落入密西西比，一直忙到末日降。”剧院老板和出品人西格弗里德(FlorenceZiegfeld)在1927年首演之夜，在观众悄然无声的观看时以为自己高尚一把就会惨败。但《演艺船家》震撼人心的艺术赢得了观众的欣赏，接连演了一年半572场。这在当时算是极大的成功，并为这种艺术形式赢得了音乐剧(musical)的名称，把这个形容词变成了名词。时隔60年后，《悲惨世界》在百老汇首演。在美国的舞台上，音乐剧从欢快的歌舞回到了沉重的歌唱，从谐谑回到了庄严，从轻松回到了严肃。音乐剧《悲惨世界》的成功表明了这种艺术形式具有更大的表现力和可能性。作曲家勋伯格和作词者布伯利的后续作品《西贡小姐》就是证明。这也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堪称是英语的《蝴蝶夫人》，是越南的乔乔桑的悲剧。音乐剧《悲惨世界》在英美的成功令歌词作者直接用英语创作《西贡小姐》，令出品人决定在英美上演。在伦敦从1989到1999十年间共演出4264场，打破了之前由《窈窕淑女》保持的特鲁里街皇家歌剧院公演最久音乐剧的记录。《西贡小姐》在纽约百老汇从1991到2001年也演出了4092场，而且也拍成电影了。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的成功一定会促使音乐剧电影《西贡小姐》早日上演，进一步普及这部作品。英语在其它所有领域里都早已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音乐剧《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的成功和“墙外香”现象更明确地标志着英语在文学艺术上也独占鳌头。2012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