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想象与真实之间

《邻居的窗》在窗里窗外穿梭着铺开、深入，破碎的想象与构建的真实后露出的是沉沉思索与永恒博弈。“凡是光天化日之下赫然可见的事物永远比不上玻璃窗后面所发生的有趣。”在故事的第一阶段中，窗户成了荧幕。男女主角夫妇坐在餐桌前第一次看到对面窗户中映出的做爱场景，之后丈夫让妻子关灯，妻子的即刻反应是“我们又没干什么，是他们在……”，未竟之意即做爱才需要关灯，但停顿几秒妻子又起身关灯，近景暗下，对面远景明亮得更加突出，此时镜头设置在夫妇背后拍出两人隔着两重玻璃窗坐在“座位”上“观看”的背影，邻居窗户似乎成了一个亮起的电影荧幕，放映着夫妇两人喜欢的“影片”——青春、爱欲、纵情狂欢，这时候的黑暗不是做爱的黑暗，这是两人想不动声色地继续看下去而需要的黑暗，更是“观影”所需要的黑暗。镜头切换，时间来到那晚之后，导演给了餐桌一个特写，桌上大敞的大号薯片袋和两瓶喝光的酒这种观影标配以及一个望远镜明晃晃地暗示昨夜夫妇两人又度过了一个“观影”的夜晚，夫妇两人已然把这种行为等同于看故事、看电影并乐在其中。后面也出现深夜妻子拿望远镜有些痴迷地、甚至过于变态地盯着对面亮起的窗户。那么把窗户当做荧幕的“观影”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夫妇两人又为何如此着迷于“观影”？波德莱尔在《窗》中说他喜欢观察玻璃窗后的人们并在心里根据其容貌、衣着和举止无凭无据地编造关于那些人们的“神话传说”，窗户正因这种投射式的想象显得格外美妙，“没有什么东西比烛光映照的窗子更深奥、更神秘、更丰富、更隐秘、更令人神往了。凡是光天化日之下赫然可见的事物永远比不上玻璃窗后面所发生的有趣”。在面对自己惨淡无奈的生活现实时，窗户给主角夫妇将真实隔开的空间和契机，从而去远远地眺望和编造一个想象的完美影片，他们将所有美好期待投射在小小的窗户中，如痴如醉地追求和吮吸那想象的甜蜜，那幻想中的独属于青春的巨大激情似乎填补了中年生活密密麻麻的失意苦楚。对面那几扇玻璃窗是脆弱而迷人的，“只要它能够帮助我生活，使我感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那么它是否真实又有什么要紧呢？”“真实，这残酷的真实”但影片并未停留在想象，在故事的第二阶段中女主角逐渐走到窗外，走向真实。女主角晚上睡觉时醒来不再从家里的窗户望向对面，而是走到阳台观看，而也正是这时对面放映的“影片”急转直下，对面的年轻夫妇因为丈夫得病均是愁云笼罩，那是女主角第一次意识到“影片”不再是影片，不再是想象中纯净的甜蜜。后来男主角带孩子外出，女主角单独在家又用望远镜看对面发现年轻丈夫躺在床上，然而此时门铃突然响起——干洗店送衣服上门，导演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桥段？可以认为是呼应影片后面年轻妻子说羡慕男女主角家庭幸福，因为干洗店送来的款式相同且都有we爱心的图案两件衣服明显是亲子装，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刻打断女主角的“观看”？笔者认为这插在“观影”整体情节中间的小插曲更像是通过外界的干预将女主从观看“影片”的想象中进一步拉回现实，提示女主角对面的年轻夫妇同样是活生生地生活在现实中，而不是她情感的投射和寄托。女主角看到年轻的丈夫死去被装进尸体袋运走后下楼也因此更加顺理成章。两位妻子终于都走到窗外，面对面地交流，年轻妻子也坦白——自己和早已病重的丈夫常常望着男女主“温馨”的家庭生活，无比羡慕，残酷的真实击碎了女主角的想象，而年轻夫妇对自己生活的美好想象又无疑让女主角感慨万千。结尾部分导演再次将鸡零狗碎但有温情点缀的生活摊开在女主角和观众的面前，而影片本来到这里就可以以女主角珍惜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作为结尾，但导演又将镜头拉远将女主角一家放置在窗后，这并非无意之举。“全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最后一幕镜头从窗内切到窗外，女主角朝窗前踏出一步望向窗外，和窗内的丈夫孩子隔开，其他人在光里，她一个人走到窗边走到光外而留给镜头一个孤独的剪影，可以认为导演切窗外远景镜头是为了呼应年轻妻子所说的常常望向中年夫妇，但这并不足以回答导演为何要设置一个和家人隔开的剪影？女主角又为什么要望向窗外？《皆大欢喜》中杰奎斯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扮演好多角色……”，人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扮演不同的人生角色，青年夫妇在扮演恋人，中年夫妇在扮演父母，他们无一不在人生角色这扇玻璃窗后面卖力演出，前文提到想象被真实击碎，但看似真实的人生角色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建构性的想象。女主角也在努力扮演目前的“母亲”角色，她被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想象、认为和告知是一个母亲并需要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责任和生活，和年轻妻子的交谈让女主角前所未有地猛然意识到她被自己建构为一个母亲而非她所期待的她自己，于是在最后一幕她从光里走到光外，脱离了“舞台”聚光灯的照耀，她和丈夫孩子之间被光隔开，她有意识地把自己放置在孤独的状态中试图走出“母亲”的人生角色。但她始终不可能真正走出窗外，而只能望向窗外。如果走出窗外，她还是她吗？这背后所揭示的实则是人生角色和自我意识的永恒博弈，这也是两对夫妇陷入“围城”困境的真正原因。一方面，在青年夫妇和中年夫妇互相“得不到的在骚动”的现象之下，不是中年贪图青年的放纵欢愉，也不是青年向往中年家庭幸福温馨，其底层逻辑是人们被放置进编织进一个社会性的人生角色而又无法和真正的自我融洽相处，只好不断漂泊、找寻、向往；另一方面，博弈不意味着对抗，处在种种社会关系的人类，其自我意识和人生角色必然在交手中互相撕扯、吞噬，以至于连血带肉地黏在一起，正如前文的问题：女主角如果不是母亲，她还是她吗？真正的、完全的、固定的自我本质是不存在的，这种意义上的真实自我本就是无法追求的，人们在变动不居中定义自我。可以说，如果不是母亲这个角色，女主角也不会有充满激情欲望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在否定中被肯定的。人生终究是需要扮演的，人们终究要回归建构的想象，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导演没有拍出女主角告诉男主角邻居家也在回望的真相，也许正在于女主角也有了这层考量——不如活在“真实”之中。影片没有在破碎的想象和残酷的真实面前停止，它继续点出所谓“真实”的建构性质而向“想象”回归，此时的“想象”之窗和最初荧幕式的纯美想象不同，不是虚幻的镜花水月，而是社会关系中人生角色的隐喻，它所表达并不完全是近年来让人们珍惜身边小确幸的主调而充斥着面对无可避免的命运的清醒、悲凉和智慧。本文版权归作者μάγμα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