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改革神话

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电影，反映84、85年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电影结尾传达中央精神，要进行厂长责任制、经济承包责任制改革，要继续整党以统一思想，“迎接中国改革高潮的到来”，紫杨先生露面。看得拧巴，因为电影发行后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框架不断调整，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历史坐标系中会获得不同评价，在84、85年自然是反映改革精神，89年之后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世纪初的胡温时代会被重新欢呼，认为“党大还是法大”振聋发聩，在“新时代”会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涉及到多方主体，顽固守旧的机械厂党委（以书记马玉(郭允泰饰)为代表）、改革创新的机械厂厂长程戈(达式常饰)、中级法院（以法官郭刚(叶志康饰)为代表）、电视台（以为敏(王伟平饰)、徐瑛为代表），还有学者（改革派）、省委（保守派居多）等，当然每个单位里也分新旧，法院和电视台里也有守旧求稳的老干部。主线有两条，一是郭刚审判线，强调法律、法院、法官的价值、党不能大于法、要依靠司法解决社会矛盾。二是程戈承包线，强调程戈搞承包制调动了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或者说主题有两个，一是法治建设，二是国企承包制改革。关于法治问题，为了凸显法治的优越性和旧势力抵触法治的保守思维，刻意表现党委书记马玉等老干部对待法庭审理程序的无知、对法官的傲慢，还让马玉在法庭上问出“那么党的领导到哪里去了呢”，制造党和法的虚假对立。电影提到问卷调查（如果有人伤害了你你会怎么办，30人选择以牙还牙，67人选择私下了结，只有3人愿意上法院），试图以此来证明司法不被信任而法治建设任重道远，这夸大了法律解决社会纠纷的作用，潜台词甚至是将其作为唯一救济途径。但是“被伤害”并未说清情节轻重，选择私了是人之常情，在后来的司法建设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多种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法律只是兜底。更何况制约群众选择司法途径的因素，除了法治观念外还有诉讼成本。电影后面由T省省长出面召开记者会发表讲话，面对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省长回答去翻党章，党章总纲表述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电影里这一段应该是关于“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较早呈现，电影以及当时探索政治民主改革的中共的立场很明显：法大于党。这种典型的自由派发问后来被“新时代”被揭穿（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接下来提到的法律不能被舆论左右、不能被政治干扰，也体现了唯法律倾向，还有党是人民公仆、党委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执法机关要监督党员等，这些表述都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社会舆论以及党内改革的一般倾向。关于国企承包制问题，其实更重要，电影也在论证承包制优势上花了很多心思。几次庭审辩论实际上是关于国企承包制优缺点的辩论赛。核心论题有三个，浮动工资制、开除工人、招收劳教人员。首先是浮动工资制，程戈搞浮动工资制，给表现优秀者发奖金，以此来调动积极性，马玉则批评其是搞金钱刺激、资本主义歪风，要保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这个问题马玉回答得没错，物质利益刺激会滋生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发奖金会产生贫富差距。如果摆脱对“积极性”的迷思，马玉的质疑回答起来并没有像电影里看起来那么容易。其次是开除工人，程戈按照承包合同开除了五名不符合要求（很可能是效率要求）的工人，其中包括省委第一书记的小舅子刘煌。电影为了证明开除的合法性，塑造了刘煌游手好闲的形象，并借此表现主角程戈的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大锅饭养懒汉也是个老问题，大锅饭是否一定会养懒汉可以讨论，社会主义通过政治教育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政治挂帅）与物质利益刺激的孰优孰劣也可以讨论。但可以明确的是，对大锅饭下提高工人积极性的问题，解决办法不能是赋予厂长开除工人的权力。“铁饭碗”的政治意义正是要打破雇佣劳动制下资本家、管理者对劳动者的生杀予夺大权，要保证劳动者不受侵夺的“铁”一般的劳动权、就业权，以此来塑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主体性。有趣的是，物质利益刺激、厂长拥有巨大权力都属于五十年代被批判的苏联“一长制”（厂长负责制）模式。所以苏联国企的“一长制”与资本主义的泰勒制本身就具有一致性，强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权威，用奖金来刺激积极性，自上而下进行管理，在生产方式上，除了由国家而非企业自身制定生产计划外，与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区别。而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进步，正是在克服苏联“一长制”的基础上，拿出了超越“马钢宪法”的“鞍钢宪法”（核心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与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让工人掌握实际的生产过程，参与管理，打破生产中的等级法权，真正成为劳动的主人。这些当然是电影里的程戈以及八十年代厂长责任制改革的鼓吹手们考虑范围之外的政治逻辑。所以国企改革不能走承包制、私有化的道路，也不能走官僚化的道路，官僚治厂还是资本家治厂，这是比烂逻辑。要走鞍钢宪法、经济民主、工人治厂的道路。最后是招收劳教释放人员，程戈招收劳教释放人员为工人，理由是要改造他们，社会不能放弃他们，党委老马的反对意见是认为他们道德品质不过关，要保证工人队伍的纯洁性。双方的理由是电影制造出的虚假对立，以此表现程戈的人道主义和爱子情怀（其子也是劳教人员所以更能理解这类群体）。这和党委指责程戈贪污公款但其实是用来搞科技研发和保送员工上大学的手法一样，是制造对立以突出程戈的道德高尚没有私心。电影所掩盖的两个问题，一是开除不合格工人和面向社会招工的实质是要招收优质劳动力，仅招工本身当然不能说明雇佣劳动制的复苏（社会主义国企如何超越子承父业的招工制度也是个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国企不再以员工利益为目的，而是优胜劣汰以招收优质劳动力为目的。二是电影中没有点出劳教问题背后的社会背景（或者在当时这是人所共知），大量劳教释放人员出现，难以就业影响社会安定，正是八十年代严打结果。马玉三十年不换房，是作风朴素的老共产党员，他的顽固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所以后面也检讨自己。电影这样的安排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叙事，即老干部们对改革的犹疑阻碍只是思想保守，不够解放，所以要进一步整党统一思想，“迎接改革高潮的到来”。电影将法治建设、城市国企改革两条线并列起来，塑造了程戈郭刚两个思想开放的改革英雄人物，并且还提到两年间的其他案件，如土鸡大王霸占民主人士院子，县委副书记动手打死邻居等，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合理解决。这种并列无非在制造一个改革新旧的对立局面，不改革就会有种种矛盾得不到解决、万事皆休，一改革则迎刃而解、一通百通，这大概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改革神学”。本文版权归作者两京倦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