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制度的悖论

1989－1990年，北京摄影师吕楠历时两年，走访了全国十个省市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精神病患者家庭，完成了一部名为《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的摄影集。他在文案里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去医院拍摄时的一件事。在北京安定医院一间病房，有一个病人正往外看，他想拍他，这时病人突然走过来，那病人很壮，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脑子一片空白，这时，那病人却伸出一只手来，要和他握手。他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他的心目中精神病这一概念也发生了转变。在观看影片美国经典影片《飞越疯人院》的时候，我一再的想起这部摄影集里那一张张定格着活生生的精神病人形象照片来，那些安静微笑的少女，那些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眼神呆滞的男人，那些关在石头屋子里，被铁镣锁着的，被捆在树上的因狂躁而遭受特殊“待遇”的病人。同时被唤醒的还有一部著名的日本电影——《梦旅人》。掐死孪生妹妹的可可，与失手杀死了屡次侵犯他的变态老师的卷毛，还有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妄想症患者小悟，在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们结识并成为了好友。在经历了对医院的压抑生活徒劳地挣扎后，某一天，这三个青年爬上了医院的围墙，他们沿着围墙走啊走，决定去寻找梦中的世界末日。他们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打扰到任何人，他们只是满怀憧憬地行走在一道窄窄的围墙之上，行走在社会边缘与疯人院的夹缝里，清醒着的身体载着做梦的灵魂去追寻某种救赎。欧文·斯通在为荷兰画家梵高写的传记《渴望生活》里曾描述过梵高精神病发作后住进圣雷米休养院的场景，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吵闹不休的，不停把自己的衣服剥下来的，把面前每一样东西都毁掉的，像兽一样嗥叫的，总想自杀的，迫害妄想症的，还有喜怒无常的癫痫病人们。某一些暂时性发作的患者结成小的团体，形影不离，他们在各自发病时互相帮助，并保持着无比的耐心，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不久之后就该轮到自己了，那时他也将需要自己同伴的帮助和容忍。在这些患者意识清醒的时候，他们接受自己身患疾病的事实，并克服对它的恐惧，把彼此的疯癫看成像肺病或者癌病一样的身体病变。我掉了大半天书袋的真正原因，或许是我仍然迟迟难以为《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动笔写影评。不得不承认，这部片子给我已有的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甚至无法给这部有口皆碑的影片做一个简单的五星评分。我不能只单纯的考虑它超越制度，超越文化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象征意义。因为它表现的状态，离我所学专业的关注点太近了，让我不得不正视它。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1948年创作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极权主义社会。在那个白色恐怖的世界里，人民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甚至是个人思想都要暴露在公共监督下接受亲爱的“老大哥”的审视。所有有活力的头脑都被禁锢了，尽管此时的社会外表看来无比的和谐有序。麦克墨菲被送进来的前的疯人院，与这样的社会集体氛围有点像。护士与病人互道早安，按时娱乐，服药，开会和自由活动，大家在安静的打牌，音乐是舒缓的，光线也很轻柔，表现好还能出门游玩，疯人院里的每一天都在这种既定的日程表下循环地上演。一切看上去都秩序井然，静谧安逸，除了有一种难言的压抑以外。麦克墨菲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端，还可能有一些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者成人多动症的嫌疑。他自信，反叛，挥霍，激进，快乐至上，血液里充满了不安分的因子，恨不得每一分钟都在革命，都在游戏。在他的生命里，正如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波德莱尔所言“永久性的惩罚对得到一秒钟无限乐趣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一个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与病态僵化的疯人院相接触，对于彼此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麦克墨菲用他的顽劣与桀骜试图应对所有想要将他驯服的清规戒律，他的出现像一块投入死水中的卵石，打破了疯人院死寂的湖面。只是与许多表现自由精神的摇滚电影或者政治电影不同，麦克墨菲的极端反叛行为并不是由于他接受了某种先锋教育或者摇滚精神熏陶，他对自由的渴望和依赖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上帝重新创造出来还给人类的品质。这种品质因为在现代文明过于平静的秩序中十分稀缺，所以非常诱人，贫瘠压抑如精神病人也会在他的鼓舞下享受到了正常人一样的对自身需求的满足和快乐。他带领病友外出捕鱼，晒日光，与女孩嬉戏那一段戏拍得非常感人。疯人院最大的权力掌控者、规范的执行者和监督者是护士长拉奇德（赞一下她的扮演者，十分到位地刻画了这个角色），这是一位冷冰冰的清教徒一般的中年女性，在今日的眼光看来应该是那种尽之尽责、雷厉风行的职业女强人。这位从动作，神态，面部表情都透露着一种不近人情的冷漠的管理者，一面口头上时刻都挂着那种服务行业装腔作势温情僵硬的礼貌用语，一面不可动摇地维护着疯人院里的圣神秩序。她，及她一丝不苟的头发与白大褂，连同不停播放的、声响足以妨碍正常听力的“抒情音乐”，为这座死气沉沉的疯人院穿上了一件人道、慈爱、祥和的外衣。尽管影片似乎有意将拉奇德塑造成为该片最大的反面角色，然而我对于这样一个曾任职于军队、从一名小护士熬到一间精神病院的护士长的女性还是不自觉的产生了同性之间的某种理解和同情。整日与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是常人无法体验的高压且枯燥的工作，或许她年轻时也是一位温柔仁爱的好姑娘，或许她曾无数次被发病的患者攻击过，无数次的为没能控制好一个忽然躁狂的病人而偷偷抹眼泪，但是她终究还是累了倦了，丢失了年轻时的爱心和耐心、笑容和理想，最终变得坚硬麻木。她是被权威制度同化和改造过的人，顺理成章地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不可动摇地服从制度也不过是以一种最省时有效的方法执行自己工作职责罢了。说到底，她也一直囵于制度的压制之中，虽然是管理者，却也是牺牲者。这部影片拍摄在70年代的美国，60年代时美国接连爆发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嬉皮士运动、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兴起了一场反传统、反秩序、反主流的文化思潮，这股思潮几乎席卷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价值观，所以文艺作品中创作出麦克墨菲这样一个狂野放任气息十足、宁可咆哮着死，不愿屈膝着生的反叛权威者，自然也迎合了这种价值观念认同。然而悖论在于，社会之所以称作社会，是有其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认定和理想模式标准的。那些与正统的观念冲突，不受社会主流文化认可的行为就可能被界定为“异常”或者“疯癫”，而有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阐释了他对“疯癫”的理解，他写道，疯癫的现代概念就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文化发明：曾经被接纳为社会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疯子们被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被隔离到了精神病院里，变得悄无声息。当社会权威力量容不下那些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人时，就可能将这些主流之外的“话语权”隔离起来，把那些不接受标准束缚的异端边缘化，排挤到文明的暗角里，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种“精神病学”被统治者极端利用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统治时期的30年代的苏联。今年获得奥斯卡五项提名的自美国20年代真人真事改变的影片《换子疑云》中，也再现了美国的执法部门为了掩盖自己在破案上的失误，而将精神状况完全正常的女主角送进了精神病院的行径。令人深思的是，在精神病院里，几乎没有一位医生和护士愿意理会这个弱女子“我没有病，我是被迫害”的解释与诉求。她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中安静下来，否则等待她的便是可怕的电击。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曾有过一场“反精神病学运动”，精神病学家ThomasSzasz是运动代表人物，他主张精神障碍与不合习俗的行为不一定是疾病或犯罪，认为所谓精神疾病是人为的“标签”，即是统治阶级和有钱人对穷人、持不同证件者和不遵从传统者的排斥。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尽管过于极端，但是对70年代的“非住院运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973年，也正是该片开拍前后，《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神志健全者显身于非神志健全者之地》的研究报告，八位研究者假扮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入住精神病院，经过7-52天被准许出院，但仍被院方作出了“缓解期”诊断，这项研究激发社会的反思，从此除非对社会有危害，美国社会不再强制精神病人住院。（关于这两场运动我几乎没有查到什么中文文献）在人道主义主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今天，或许像用麦克墨菲最后被强制实施的“前额叶摘除术”那样手段来诊治精神病人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如何尊重精神病患者或者任何一类的“少数”人群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话题。尊严、自由、平等是作为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基本价值，但自由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它是不断抗争的结果。精神病人有被社会妖魔化的历史，也曾被大众所遗忘，医务人员被贴上白衣天使的标签，却也曾利用权威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倾轧关系。推而广之，无论是统治国家，管理医院，还是所谓的治疗“网瘾少年”，我们都必须意识到的是，他们所面向这些对象中都没有谁是要被制伏和被标准化的。有压迫的地方必有反抗，即使作为先驱的星星之火会被暂时熄灭，也终将会有被唤醒的大力士来接替他的位置，举起巨石，砸碎铁窗，飞越“疯人院”。本文版权归作者裸踝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