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矛盾的心灵之旅

《剑岳点之记》是导演木村大作的处女作，他曾经在黑泽明身边担任摄影师一职，黑泽明是他在电影道路上前进的参照物和教科书。《剑岳》，继承了黑泽明电影里，或者说日本主流电影里惯有的内敛和克制的美德，可以说是一部日本式的“主旋律”影片。说《剑岳》是剧情片，不如说它是纪录片，年逾七十的木村大作，带领整个剧组驻扎剑岳拍摄长达200天。木村大作拒绝使用早已经普及的CG和航拍技术，坚持带领剧组踏着一百年前测量队的足迹攀登险峰，力求绝对的真实，也就是这种坚持，赋予了影片一种独特的气质，测量队最终登顶成功时的喜悦，是非得要见识了那种险恶的环境，走过那种“看上去就不适合人走”的路，才能流露出的真实情感，这是再以假乱真的后期技术都无法呈现的。明治三十九年，即公元1906年。那时一战还未爆发，经历了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日本，正在逐步打开国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现代和传统、农业和工业、个人与集体，一切都在经历激烈碰撞并迸出火花，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充满矛盾的时代。在影片刚开始，最主要的矛盾集中于代表着民间的山岳会与代表官方的测量队的较量之中。军方的测量部认为从未被登顶的剑岳代表着一种荣耀和尊严，若是被带着游玩心态攀登的山岳会登顶，这无异于是一场类似于失贞的耻辱。但是这样的一种矛盾随着测量队的攀登，发生了转移，山岳会并非所想的那样玩世不恭而测量队在为军方工作的同时依然保守着自己内心的诉求。随着攀登工作的开始，面前困难重重的险峰和军方置身事外的坚持使队长柴崎产生了疑惑——登顶是为了什么？是征服还是竞赛？制作地图又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在功劳簿上画上一笔吗？那么作为真正的攀登者，以及那一干注定不会被历史记录的农民们，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柴崎在一次次的困境和挫折中来来回回的犹豫着。登高解惑，当他终于登顶，面对着那从不曾被他人所窥视过的状景之时，他战胜的不是自然，不是山岳会，而是自己的内心，也从而得到了答案——制作地图，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生活在那里的千千万万居民，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在这广袤天地间所处在的位置。导演安排了一个戏剧性的，甚至是讽刺的结尾，当测量队一行人登上山顶后，发现了几百年前的修行者在山顶留下的法杖，这也意味着，所谓的剑岳初登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登山者来说，这是一个颇具趣味的意外，对于军方来说，却代表着彻底的失败以及尊严的丧失，无论在登顶的过程如何艰难，攀登者的付出被完全的否定了。最后，玉井大尉寄给柴崎的那封即诚恳却又软弱无奈的信被丢在泥水里的镜头，代表了导演的悲观态度，即阶级之间的关系，它不同于山岳会与测量队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任何的试图调解都是要面临失败的。既然是高山片，那么自然是要谈及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木村大作将其处理成了一条暗线，柴崎向在山里修行的老者询问上山的道路，老者只说了一句“背负着雪上山，背负着雪下山”，后来柴崎悟出了其中的真意，即为趁着从山上流淌下来的溪流还未解冻之时，逆流而上，即可登顶。其实、、正是剑岳本身，给予了柴崎登山的指引，而一路上遇见的野生动物们，也在冥冥之中担任了指路者的角色。说道人和自然的关系，既是矛盾的又是充满感动的。柴崎一行人的登山，看似是对于山岳的征服，但其实也是一个顺应自然的过程。他们寡言少语，默默忍受自然的考验，这里行不通就退而求其次，进进退退兜兜转转，即使有焦躁和厌倦，也都在内部自我消解。他们用了一种最温柔最顺应天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得到了自然的奖赏。对于居住在山脚下的农民们来说，剑岳是圣山，是不可攀登之山。使得他们成为了人类自然和谐相处的模范的，既是他们对于自然的崇敬之心，却也是他们的无知。《松子被嫌弃的一生》里，松子日日坐在岸边对着眼前河流流泪，因为这条河很像她家乡的那一条。松子是主动斩断了归乡的可能，而那些世世代代都与山为邻的居民们，则是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被迫失去了故乡。这是无法避免的，求知欲是进步的动力，而自然是离我们最近，也是我们最一无所知的存在，随着人类的进步，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自然所创造的神话，就这样，信仰，连同根基一并丧失了。官方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人类与自然，正因为有了这种种矛盾，使得整部影片在没有跌宕情节人性挣扎的情况下，依然充满了戏剧感。攀登是一种美德，真正的攀登需要的是内敛而非野心。拍电影也像攀登，需要内敛的美德才能够最终登顶，而木村大作所处在的，却是一个美德逐渐的被忽略和丧失的时代，于是他用他的电影，不仅重塑了这种美德，同时也唤起了观者对于美德的记忆和渴望。木村大作凭此影片一举斩获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他对于电影事业的热爱和身体力行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