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单骑》观后

手头有一张《新京报》，是二十二日中午去首都时代影城换晚上七时《千里走单骑》的票，回来时在地铁站里买的。看完《千里》的第二天中午方有时间翻看，里面正有一版是对编剧邹静之的访谈。邹静之谈到，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候选编剧中胜出（据他讲，国内的编剧没有不盼望跟张艺谋合作的），是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日本老人为什么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为整个故事提供了推动力。这似乎证实了我的猜想：张艺谋的创作团队是先对故事后面的华彩部分有了构想，再回头去寻整个故事的缘起。再极端一点想，我甚至怀疑最初的故事就简单地建立在一句“千里走单骑”之上。这怀疑是有理由的。邹静之透露，在张艺谋一伙的原始构思中，日本老人远赴云南，为的是一个朋友的嘱托，所谓“千里走单骑”，全在一个“义”字。如今故事改为“父亲为了儿子去丽江”之后，主旨转为“父子情”，“义”字虽已不存，“千里走单骑”的名字却留了下来。这种故事的做法好比填词，先有词牌，想好得意的佳句，再敷衍完全篇。一般认为，张艺谋过往的佳作都有一个强的文学基础，换言之，有一个好的故事。他亦证明了其将好故事转化为好电影的功力。而之后《英雄》和《十面埋伏》的骂名四起，也是故事坏了事。海报上写得分明：张艺谋和王斌是“故事”，王斌仍然是“文学策划”。故事的主宰自然还在张导演手中。张艺谋之所以能在《千里》能恢复水准，在我看来，是请到了一个好的、职业的编剧。职业的编剧与张艺谋和王斌的区别之处，在于通过技术上和细节中的处理，能够将一个故事讲得合乎情理、乃至动人。前面说到邹静之为整个故事找到一个推动力：高田与儿子健一隔阂有年，健一病而将死，高田知健一常去丽江拍摄，并有今年再去拍摄傩戏“千里走单骑”一折之约，于是代健一去拍，以慰健一。这个动力细想起来，仍然不免牵强，而且老套。而实际上在影片的三分之一处，在儿媳打电话给高田说健一为他的好意动容，说“千里走单骑”完全不重要，让他回来时，这动力已经显著地减弱了，到了影片四分之三处高田闻知健一已死，这动力则已完全消失。故事之所以还能进行下去，是因为另一对“父子”的出现。高田去丽江拍傩戏，是奔着名为李家明的戏子去的。不想李家明犯事进了监狱，要蹲三年。高田在导游和当地人邱林的帮助下进了那监狱，正要拍时，李家明却说没了情绪，想他的私生子。于是故事就以高田去石头村找李家明的儿子杨扬，并努力将之带至监狱实现“父子相见”为线索进行下去了。这亦构成了故事三分之一过后的主要动力。没有理由认为编剧放弃第一个动力是无心之失。在我看来，如此处理非常聪明，一是没有让这个略显牵强的动力贯穿始终，二是避免了影片以高田父子临终相见一笑泯恩仇的俗套。高田和他要完成的任务之间隔着诸多障碍，语言的（邱林的日语基本不通）、文化的（村主任、监狱管理人员的中国式逻辑），规制的（日本人进中国监狱给犯人摄影），地理的（中日之远），交通的（载他和杨杨去监狱的拖拉机坏在了半路），通讯的（手机信号覆盖不好）障碍，“每一个障碍都可以克服他”。不过在编剧的处理之下，这些障碍都没有造成大的麻烦，没有克服他，而都被他克服了。这电影在用减法，减去了这些障碍会带来的矛盾冲突，减去了丽江这个背景（丽江风情从没有成为主角），减去了两次可能最具“戏剧性”的“父子相见”。一个没有克服的障碍是死亡，高田没有及得见到健一。另一个没有被克服的障碍是情感上的隔阂。周折过后，杨杨却说还未准备好去见父亲。高田竟依了他。电影用加法的地方，或者说着墨之处，是在描写高健与杨杨迷路之后同处的那一夜，以及那之后的分别。这或可看作“父”与“子”时空错位的相见，父见了多年不见的子，子见了从未谋面的父。而高仓在别了杨扬之后再进监狱，不为拍戏，只为让李家明看看他儿子的照片，则成了故事最后阶段发展的动力。影片里没有健一的镜头，而在电影最初的宣传中，健一一角写明了是由中井贵一出演的。让健一在视觉上消失，就构成了另一处减法。目前还无法确知此为导演创作上的故意，还是为了增加放映场次的被动修改，客观上确有“留白”的效果。健一在闻知父亲去中国后说的话和他死前口授的信，都是儿媳传话给高田的。但也有可能健一没有说这些话，没有同父亲和解，一切的话语都出自儿媳好意之下的虚构？这是电影留给观者的一个悬念。我和贝瑞看的那一场，大概有四成的上座率。看《无极》在同一个放映厅，是首映之后的第二天，座位是满的。和看《无极》时一样，场中也是笑声不断，不过笑的不再是情节和台词，而是片中诸多业余演员真切的本色演出，和因为本色而来得格外熨贴的台词。贝瑞跟我说，影片一切皆好，就是李家明竟然哭到滴下鼻涕，让人不能接受。我笑她，说她因为有洁癖才会有此怪诞想法。我亦想到高仓健在电影中哭了几回，与影片通篇的克制手法不无冲突。后来又明白我这乃是另一种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