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舒明〈《酒徒》印象：从小说到电影〉

《酒徒》印象：从小说到电影舒明小说《酒徒》首章的开始，文字如下：“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小说末章的最后一段，语云：“这天下午，我在日记簿上写了这么一句：‘从今天起戒酒。’但是，傍晚时分，我在一家餐厅喝了几杯拔兰地。”电影《酒徒》的开端与结尾，分别用了一个和两个黑底白字的插入字幕，重现了这些抒情及叙述的文字。小说《酒徒》末章第43章的开始，提到“窗槛上摆着一只瓷花瓶，瓶里有一朶萎谢的玟瑰花”，“有人曾经用木屐打死墙上的蟑螂”，“阳光极好。几个学童在对面天台上放纸鸢”，以及“麻雀在窗槛上啄食”。在电影《酒徒》里，花朶凋谢、杀虫动作、儿童耍乐和小鸟啄食的情景，全部活现在镜头下。黄国兆的《酒徒》，是十分忠于原著的电影。刘以鬯的《酒徒》，充满意识流的描写与叙事，以及对中外文学的大量感想和批评，本来很难改拍成电影。但首次执导的黄国兆却大胆集资、于挑战、细心改编与精妙演绎，结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要改编近300页的长篇小说《酒徒》为约100分钟的电影，必须删去原著的不少情节。把小说改拍成电影，最好选用短篇或中篇，因为短篇容易增补情节及充实内容，例如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1926)，或契诃夫的《贵妇与狗》(1899)。中篇的长度亦刚好恰当，例如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1912)。长篇比较适合改拍成电视连续剧。艺术性高的长篇小说尤其难以处理，电影史早已证明，成功者不多，而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不忠于原著的电影因为摆脱了文字的束缚，反易取得光芒。取材于小松左京的手掌小说《殉情》和刘以鬯的《对倒》的《花样年华》(王家卫，2000)，即属此类。《酒徒》的主人公刘先生是个没有家室的上海人，一位有文学修养的中年作家，十分熟悉现代西方文学。他在香港卖文维生，是个不可救药的酒徒。他被自资创办《前卫文学》杂志的青年麦荷门所敬重，但他写的武侠小说不受欢迎，无奈沦为小报黄色小说的撰稿人。他亦是一个烟民，徘徊于烟酒带刺激性的世界，不断回忆过去、逃避现实与放纵想象。他吃喝玩乐，借钱渡日，和他相熟的女士依次为：旧情人张丽丽，房东17岁的女儿司马莉，徐娘半老的新房东王师奶，为家计被逼下海伴舞的少女杨露，以及误认他为亡儿新民的雷老太。他写的电影剧本被导演莫雨据为己有，得不到三千元酬金的分毫。他因一再入院治理而触怒编辑，连写稿的地盘也失去……小说《酒徒》的第41章，有这样的一小段：“在我喝下‘滴露’之前，我以为我已失去一切；喝下‘滴露’之后，我彷佛又重获失去的一切。”电影《酒徒》保存了书中不少这类的警句，大部分的精彩情节，近八成的艺术菁华，与作家被逼沦为爬格子动物的痛苦。影片的画面蒙朦，有点法国印象派画的风味；独白丰富，刻划出一个落魄文人的心境；粤话国话交错运用，呈现60年代香港的社会风情。映象与字幕的巧妙运用，亦提供了观影和阅读的双重品尝经验。《酒徒》里抽烟和喝酒的场面之多，更为银幕上所罕见。而这位心地善良的酒徒的内心挣扎，恍如被覆盖在酒杯内的大蜘蛛那样，不管如何努力想脱离困境，也徒劳无功。黄国兆的《酒徒》，既是诚意之作，也是成功之作。诚意见于编导的执着，磨剑十年，把“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忠实地搬上银幕。成功则得力于众演员(张国柱、温碧霞、蒋祖曼、江美仪、郭善珩、韦伟、严浩、林超荣等)的倾情演出，以及后台任务人员(执行导演陈荣照、美术总监黄仁逵、摄影指导钟有添、剪接雪连、配乐吴杰等)的鼎力合作。我相信未读过刘以鬯原作的观众，看完电影后会有阅读原著的冲动，而曾经读过该小说的人，观影后也有再一次翻阅《酒徒》的想法。改编香港文学名著的电影不多，而《酒徒》是一次漂亮的示范。(原刊香港出版的双月刊《文学评论》第10期，2010年10月，第103-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