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小偷也有一种尊严

“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无数的中国电影。我有非常不满足的地方。从这些影像里面，我们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再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真实的面貌。影像在九十年代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我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这样的东西。”（贾樟柯）据说《小武》在意大利放映时，坐在贾樟柯后面的一个长相粗鲁的男人哭了，他说他就像电影中的小武，这部片子使他想到了自己；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说，看《小武》的时候觉得他自己其实也是小武……《小武》讲述的是一个小偷的故事，这个小偷并不是《纵横四海》或《偷天陷阱》中的那类通天大盗。他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小偷，他可能和另一个偷过你钱包的小偷没有任何区别，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为了能给他喜欢的女人买些小东西，你的钱包便成了他的猎物。不过他是那种“盗亦有道”的小偷，他取出你钱包里的钱之后会将你的证件寄还给你。小武就是这样一个小偷，他出没于中国内地一个由县改市的县城。这样的场景对于我们并不陌生，那里街道肮脏，店铺凌乱。那是1997年山西汾阳——汾阳也是贾樟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影片的开始，小武坐着公共汽车进城，他家是汾阳附近的农村。他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带着一副与他的脸盘相比大一号的黑框眼睛，穿着和他的身材相比大两号的西服。他就这样在汾阳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逛着，电视里出现了昔日同他一起做小偷的小勇，他现在已经是汾阳城里的名人，身为暴发户的他正大肆筹办着自己的婚礼。而他没有把自己的结婚的消息告诉小武，这让小武很是生气。小武准备了一份礼钱给小勇，但钱又被小勇的跟班给送了回来……小武去了一家歌舞厅，认识了一位叫梅梅的小姐，他陪她逛街，做头发，听她给家里打电话。梅梅在电话中骗家里人说自己在北京，刚刚认识了一位可以让她演电影的大导演。小武显然是爱上了梅梅，他在澡堂里独自一人唱起梅梅喜欢的歌《心雨》。这场澡堂中的戏还是一场国内电影不多见的“裸戏”，我们可以看到小武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而惨白，而浴室的天花板也是异常肮脏且破败……小武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枚金戒指，准备送给梅梅，可到了歌舞厅，却被告知梅梅被一辆小车一去不回地接走了。这时他回了趟家，把戒指给了母亲。而后他被父亲又一次骂出家门。当小武回到汾阳准备再次偷窃时，当初为了方便梅梅联系他而购置的呼机忽然响了，他也因此当场被抓。老警察在将小武押送到别处的途中，因为临时有事便将小武随手铐到街边电线竿上，被铐着的小武蹲在那里，这时街上的人群开始围观，他们看着小武的目光有的漠然，有的鄙夷，有的麻木……“在结尾，我想把观众转换成‘被观察的观察者’。人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小武的位置上了，与他的处境相同，感到非常不舒服。我想使观众受到触动，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看待别人的方式，主要目的是使观众审视自己，反观自己作为看客的心态，并以这种方式干扰观众。”对于影片的结尾，贾樟柯这样解释道。“小偷也有一种尊严，不管他的行业是什么，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这就是他的尊严。”贾樟柯这样评价着他片中的主人公小武。他说小武是那种不太会适应社会的人，他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情谊、忠诚、义气等等，都在商品化社会被冲击掉了，“我觉得原先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东西没有了，崩塌了”，这让小武这样的小人物无比惶惑。而其认识上的局限，使得他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自生自灭……《小武》在海外共获得了八个奖，分别是：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98年度大奖：黄金时代奖；第42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首奖：SKYY奖；1999意大利亚的里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关于这些奖项，贾樟柯说：“它获得的奖越多，我心里失落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当下性、很现代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这种快乐和话题，需要和中国人一同分享，和中国人来讨论，可我没有，我觉得很痛苦……”（N年前写的，修改一下贴这里当备份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曾有一段话让我深感触动，他在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之后突然说：在我看来，摄影机越接近现实越有可能接近虚假。由纪实技术生产出来的所谓真实，很可能遮蔽隐藏在现实秩序中的真实。而方言、非职业演员、实景、同期录音直至长镜头并不代表真实本身，有人完全有可能用以上元素按方配制一副迷幻药，让你迷失于鬼话世界。事实上电影中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对我来说，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我内心经验到的真实世界。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的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就像在我的电影中，穿过社会问题的是个人的存在危机，因为终究你是一个导演而非一个社会学家。”（贾樟柯）●“我中学时的很多朋友都遇到了人际关系方面的纠纷，尤其是亲友关系方面发纠纷。他们与父母发生着冲突，或经受着夫妻之间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像从前。我发现，经济改革浪潮确实冲击到了社会的基层。这种危机普遍存在，不少人感到失落，同时又在期盼着什么，相信会有某些事情使他们摆脱困境，我也处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中。我拍摄此片的初衷是想表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中国人失去了太多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编写了电影剧本，在征得那家香港公司的同意之后，我就开始拍摄了。”（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