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

世人喜欢谈论XX三部曲，也喜欢东施效颦。关于基耶斯洛夫斯，人们大多只会谈论红白蓝三部曲，外加《两生花》，似乎就足以代表导演的全部；人们也喜欢在电影中模仿三种可能性，直到《罗拉快跑》这些烂电影的泛滥。不得不承认，基耶斯洛夫斯距离我们太远了，好像他不曾存在过那样。用导演的名字来作为随笔的名字，恐怕有着奇特的张力。凭心而论，《机遇之歌》可能是基耶斯洛夫斯最好的作品，至少比后期的红白蓝好多了。这部电影完成于1982年，直到1987年才可以在嘎纳亮相。这恰好是我跟我姐姐出生的时刻，而主人公不断重复出示自己的出生资料，也是我父母的那个时代。是的，那个时代在我们八十后、九十后早已模糊不清。但正因为这样，它作为“这一个”时代更深刻地铭记在我们的灵与肉之间。提到基耶斯洛夫斯，提到中东欧，提到昆德拉，提到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提到各种试验、失败、无神论、信仰缺失、自由的虚无，甚至还有刘小枫那本著名的《沉重的肉身》——这似乎是我们贫瘠的心灵所能浮现的视域。政治与做爱，是不朽的好题目，奇妙的对子，也是易朽的陷阱。后期基耶斯洛夫斯不知为何不怎么谈政治了，唯一不会缺席的是各种做爱/肉体镜头。我以为这是失败的尝试或纯粹过渡的阶段，或许在他最后的计划还会谈论宗教与政治。讨论政治之所以可贵或必要，不是因为基耶斯洛夫斯对政治有多深刻的洞见，多尖锐的批评。政治说到底是极度无聊的事物，但它是必需品。就算你不追求，不接触，它也会像饥饿那样追击你，像鬼魂那样缠绕你。呆在“西方自由世界”久了，似乎只能谈论爱情上的忠诚与背叛，因为政治已经破灭了，没什么好谈了，自由胜利了，曾经的信仰被彻底打倒了……昆德拉的创作也走向这样的颓势。真正伟大的作品，不是在流亡的路上、用外国语言或思维成就的，而是活在苦难中以异样于罪恶的语言创作出来的。在家乡中你必须像个异乡人那般生活，在外国中你必须像个本地人那般生活。这是人性的面具，艺术的虚构，哲学的智慧。自由的可怕在于它的过度美好，美好得令人陌生乃至害怕。近期相关的表达可以参见《我在伊朗长大》。回到《机遇之歌》。事实上，不存在所谓的三种人生可能性，所谓存在主义的选择与自由、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基耶斯洛夫斯对这些玄想不感兴趣，或者说艺术家理应拒绝这样的抽象。他也不是执著于政治的纷争、性与爱的纠缠，过去与未来、记忆与遗忘的辩证统一。不，这些都跟基耶斯洛夫斯无关。他只是在讲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不会逝去却已逝去了的时代。所谓三种可能性，只是表达手法，不是待选或等待实现的潜在。三种可能性所蕴含的所有因素都是真实的，都与男主角密切相关。透过这三种可能性，三种结局才能更完满地表现男主角。环境决定人这一论点是幻觉，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决定论，只有真实的生活。男主角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就那么生活，无论结局怎样。他的痛苦，在于那微妙的使命感、信仰、爱、生或死的丧失与重获。基耶斯洛夫斯悲观吗？这样的问题无聊透顶。当我们如此发问时，根本就不尊重艺术或思想本身，因为发问的对象只是自私地指向我们自己。我们断定基耶斯洛夫斯是个悲观的家伙时，其实是在承认和尝试原谅自己的脆弱无知。基耶斯洛夫斯的电影只是提供一个器官。它可以是张大的口，犹如电影开头那样飞机爆炸瞬间男主角的反应。它可以是手持手术刀的手，移动着解剖你曾经认识并讨厌的人的尸体。它可以是冷淡的眼睛，眼看弹簧玩具从楼梯逐级下坠，像垂死的人那样摇晃。它可以是做爱中的生殖器，体验不同的身体，身体遭受不同的过去，穿梭于未知的时空。当然，它还是拼命奔跑的双腿，在与时间、机遇、命运本身赛跑，却一直走在独属自己的生命之路上……我曾与ono讨论过基耶斯洛夫斯与昆德拉，她也写过相关的文字或图像。这篇不起眼的评论是献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