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的悲歌

文/故城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来到这里，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真有点绝望的味道了。——卡夫卡，《城堡》将宿命讲得如此云淡风轻，大抵只有基耶斯洛夫斯基才可以做到。《机遇之歌》（BlindChance）将时间的不可逆性束之高阁，从浩瀚的时间轴上选取结点，讨论因生命的偶然体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升起的飞机，突如其来的爆炸和灰飞烟灭。生命被偶然性所劫持，辗转反复，抉择左右，然结果仍逃脱不出宿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对生命虚无最悲壮的喟叹吗？一《机遇之歌》拍摄于1981年，正是处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思想的转型期，他的电影风格正从强调对外部现实的描写转为对内在多样性的暗示，从公开的政治化领域转向心理学或形而上领域。然而，其身上所侵染的政治诉求并未完全消失，一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所表达的，“我这样曾经接触过共产主义的人，无论对它是信仰还是反对，或是像我这样报无所谓态度的，都已被它感染，不可能治愈”。应该说，对于那个时期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忘掉政治和历史是不可能的。尽管《机遇之歌》和同时期剪辑的《短暂的工作日》都通过跳跃的剪辑和虚幻的遐想，切断了影片直接通向政治现实的路径，甚至“时间”取代政治本身，成为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尺，但两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煽动性一点也不弱。我们看到，政治既是附着在个人身上挥之不去的瘟疫，又是制造偶然性事件的道具和背景，《机遇之歌》中提到的1968年的校园肃清运动和接踵而至的工人罢工和反犹运动，均成为决定魏特克命运走向的关键结点。魏特克休学离开医学院的原因是父亲的死亡，并导致自身使命感的丧失。与此同时，那时波兰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的伪善，政府煽动学生举行示威，其目的却是为了让民众与知识分子对立。于是他们迷茫、丧失信仰并前途未卜，摆在他们眼前也只有三种选择，影片用魏特克赶火车的方式将这三种选择呈现给了观众。第一个故事中，魏特克赶上了去往华沙的火车，接受老党员维尔纳的指引和引荐，成为波兰共产党的一份子，他相信可以通过个体与体制的合作改善社会现实，于是魏特克代表共产党去医院调停，试图制止激进分子的“叛乱”。导演用戏谑的口吻叙述了调停中的种种细节，其实是在暗示魏特克尴尬的处境，他热血沸腾的参与政党，力图实现政治抱负，却成为政府镇压民众的替罪羊。此后，因女友被捕魏特克又与上司产生了冲突，不得不离开华沙去巴黎，然而当他来到机场，波兰爆发了罢工，他被告知无法离境。第二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冒犯了车站的警卫，被判处强制进行社区服务并结识了激进分子马莱克。经后者的邀请，他加入了这批反政府、反共产主义的地下团体，并接受宗教洗礼（斯特凡是他的神父）。与此同时，他爱上了幼时伙伴的姐姐薇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薇拉已婚且是犹太人，1968年前后波兰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反犹运动，薇拉被迫移居国外。此时绝望的魏特克本想借去巴黎参加会议离开波兰，然而他必须通过向政府告密地下团体的行踪才能获得签证，因此他仍没能成行。第三个故事中，魏特克没有赶上火车却碰到了医学院的女同学奥尔嘉，于是他复学、结婚、生子，他拒绝入党也对宗教和反政府的组织心存抵触。他是医学院院长的得意门生，并代替院长赴利比亚参加学术会议，但为了给爱妻奥尔嘉庆祝生日，他改了航班，必须乘坐经巴黎转机的飞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机场导演为观众捕捉了两个关键镜头，一个是第一个故事中的拿着文件的女空乘，另一个是第二个故事中坐轮椅的斯特凡也在等待同一个航班。也就是说，此刻魏特克将乘坐的飞机正是前两个故事本应乘坐的那架。然而悲剧发生了，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爆炸失事了。前两个故事中主人公是有政治倾向的，要么投入斯大林主义笼罩下的东欧集权统治，要么投入西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怀抱，然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他都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了。第三个故事中主人公已不再有任何的政治信仰，当他春风得意地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时，命运的沙漏却再次翻转。影片的结尾告诉观众，即使个体拼命摆脱政治意志，但最终的结果仍难免被无辜牵连，这种对二战后波兰政治绝望的情绪，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人员》、《生命的烙印》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表示，“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象征角度来看，在波兰是无法找到一片真正属于个体的地方的，也许你会对某些理想抱有憧憬，却总会与肤浅、卑劣的社会现实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机遇之歌》或许可以看做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是他对“个体命运向政治意志突围”这个命题的执着尝试。二《机遇之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用影像的方式对于时间的界限与位置进行超越。影片打破时间的固有秩序，建立起“如果……那么……”条件假设结构下的多重叙事，呈现出一种看似“花言巧语”实则布局精妙的影像修辞，影片中，导演借用了火车这个机器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构造出一个假想的时间隧道，通过主人公追赶火车的动作重置各个时间结点。这种修辞被之后诸多电影作品（如《劳拉快跑》、《滑动门》和《蝴蝶效应》等）竞相效仿，将机器时代下的钟表时间进行了数次巧妙的解构。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及《机遇之歌》的构思时说：“要有多少偶然，我今天才能在这儿？当一个人选择了一条路，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就选择了这条路上可能会遇见的偶然性；而在另一条路上，则又有别的偶然性。为了理解我现在的位置，就必须倒回过去，观察过往的历程，看看哪些是走这条路的必然，哪些是自由意志，哪些是出于偶然。”影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并置的三个故事，将“如果没有”这个假设重复了三遍。通过三个“如果没有”，我们看到个体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个体的命运走向。比如，第一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没有殴打上司，即使爆发了工人罢工，他也可凭借党代表的身份奔赴法国；第二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主动揭发了秘密印刷基地，那么就可从官方直接获得赴法国的签证；而第三个故事中如果魏特克不要替代老师参加医学会议，又或者他不要为妻子庆祝生日，那么悲剧也不会发生。然而，影片中的魏特克曾向女友感叹自己的幸运，当母亲在产下自己后，孪生弟弟便胎死腹中，倘若先产下的是弟弟的话，就不会有自己的存在，似乎冥冥中的“运气”更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每段故事的开头，都有魏特克从售票台奔跑到火车车尾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滚动的硬币、喝啤酒的醉汉和巡警等几个要素。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投掷的硬币意味着偶然性与概率，而硬币掉落的随机性影响了醉汉拣起硬币买酒的时间，进而干扰了魏特克的奔跑路径。实际上，导演通过这一系列连动关联，将主人公是否能赶上火车与掷硬币这样一个随机事件挂钩。这个例子表明，个体的命运并非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偶然性的客观事件，人生的轨迹更像是命中注定的。从影片的结尾来看，在“人定胜天”和“命中注定”之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悲观的选择了后者。如果说前者强调一种西方人不可一世的主体性，是笛卡尔眼中的“我思”，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么后者则贬低人的主体性，相信被偶然主宰的个体命运的必然悲剧性，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宿命论。导演在影片结尾将主导个体命运的偶然性无限放大，制造出那惊骇的一幕，将之前的所有努力和可能性毁于一旦，冷酷之极。影片中弹簧玩具一段，堪称对影片结尾最诡异的呼应，魏特克看到管状的弹簧玩具借助重力“自主”翻越楼梯时，眼神中流露的是惊讶和不可思议，然而一旦它落到楼底，失去重力的弹簧便像死了一样，魏特克指着仍在晃动的弹簧说，“看，那是垂死的挣扎。”殊不知自己在人生路途中的种种尝试，也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三《机遇之歌》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方面宣扬偶然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告诉主人公自身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变化的，也是能够变化的。但另一方面，他终究还是将主人公圈进一个死循环里。那些偶然性赋予的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存在的，但不同的特性/身份/认同的人终究会来到同一个终点，一个确定的、注定的、早就设计好了的深渊。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陈列了三种选择的可能，将那些不确定的假设实在化，这便拒绝任何怀旧式的、站在当下意淫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告诉我们不必带有“时不待我”的怨恨、懊悔和不甘，去大呼“如果当初怎样，我如今就怎样”。历史不会给个体的侥幸心理任何的安慰，它会从每个人身体上碾过，而每个人都毫无例外的在地面上留下一个被碾过的痕迹，不管你的痕迹形状如何，一阵风吹过，它都会化作尘埃。其实，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只是人类的生存现状本身充满着矛盾与悖论使然。时至今日，把个体放置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仍存在巨大争议，在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政治意志所共同编制的社会大网中，“个人”往往是惶恐的、煎熬的，左右为难的，难道《机遇之歌》中所展现的宿命论和绝望气息不是我们的生存现实吗？基尔凯戈尔说，选择绝望并非逃避生命，而是打破人类生存层面的封闭性，完成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突破和超越。如今那些抱着享乐主义歪曲后现代精神的人，用解构的方式，消解人类所处的困境，已让我们丧失了评价和反思的能力，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转而沦为一种单纯的、无足轻重的社会存在。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悲观，“让人道主义不是一份媚俗的煽情或廉价的乐观，甚至不是一种宽容或温馨，它承载着对人类生存困境最基本的关注，是一份伤痛，一道终极防线，一份悲观但不绝望的傲岸。”（刘晓枫，《沉重的肉体》）2010-8-1320:25原载于《礼·志》后记：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读到齐泽克的《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时，突然发现《机遇之歌》提供的三种“选择”，或者说是可能，是基于对伦理的哲学探讨基础上的。在齐泽克的表述中有这么三种选择：通过某些基本的至善概念为伦理提供一种直接的本体论基础（选择的共产主义）；通过牺牲伦理的普适性的本质内容，对普适性进行程序主义转向来拯救前者（持不同政见的）；以及“后现代”态度，它精髓的、包罗万象的惟一规则是“不要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到他人的游戏上”，也就是保持叙述游戏的多元性（对任何政见保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暧昧态度）。而这三种选择形成了黑格尔的三段论：直接基于至善的基本伦理本身；然后是它的“反面”；最后，是“否定之否定”，对普适性本身的后现代否定。我们发现第三个选择本身的矛盾性，实际上它有可能成为第二种立场的亚种，强加着第二层次的形式规则，即用容忍来接受难以解决的分歧。拉康对这个三段论的立场使得一种新的“选择”诞生，即“一种给予拒绝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真实界的伦理，这种真实界是在与他者欲望的深渊的遭遇中经历的。”实质上，《机遇之歌》就是一种真实界的伦理解读，试图去填补本体论大厦所存在的裂缝，齐泽克管这叫做“被指派的忠诚”，在我看来，这是种囫囵吞枣式的填充。本文版权归作者故城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