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方

1982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访华，之后两国便开始了关于香港地区回归问题的磋商，香港由此进入前途未卜的”浮城”状态，而“浮城”中的居民因归属感的不明朗而出现一种蔓延十几年的焦虑情绪。于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探讨香港身份的电影，如1983年的［火烧圆明园］，回溯百年前中国被列强压迫割裂的历史，如1984年的［等待黎明］，回望香港早期殖民时期的苦难，以此为香港和内地建立起一种或隐或显的宿命牵连。与此同时，严浩的父亲严庆澍去世。严庆澍曾在左派报纸《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任编辑部主任，家中亦收藏有无数苏俄小说和内地红色小说，这些都对严浩的意识形态倾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严浩中学就读的就是左派学校香岛中学，内地十年动乱期间还随哥哥去新疆串联。身处香港却魂在内地，这让严浩产生了强烈的身份困惑。直到严父去世，严浩便开始于内地四处旅行，“开始了一种寻找的过程”，行至潮汕地区时，严浩惊叹于当地农村的闭塞和淳朴，但同时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外来的旁观者。这种身份认同的迷茫感，直接催生了［似水流年］。桃源式的家国珊珊与妹妹发生遗产纠纷，同时潮汕乡下的祖母逝世，于是摆脱香港的俗务回内地奔丧。珊珊在家乡重遇旧友阿珍和她的老公孝松，忆起几十年前的点滴过往，摩擦出一些细微的情感骚动。这就是［似水流年］的故事，主线就是三个人间欲说还休的情绪，像极了费穆的［小城之春］。［小城之春］对周玉纹和章志忱间的旧情毫不掩饰，［似水流年］的处理却比［小城之春］还要暧昧得多。珊珊、阿珍、孝松三人第一次重聚，刚从田里耕作回来的孝松与珊珊握手，把污泥沾到了珊珊手上，珊珊笑闹着把泥擦到孝松脸上，一旁的阿珍见状脸色一暗，却又马上装作若无其事。珊珊与孝松似有还无的旧情，阿珍对珊珊充满醋意却又姐妹情深，三人间的微妙关系暗藏其间。［似水流年］通篇尽是如此般细腻、迂回的情愫，如［小城之春］般一切都说不清道不明，但一切却又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这种似是而非正是［似水流年］最迷人之处。［似水流年］的影像美学同样是［小城之春］式的，相比严浩前几部作品的刺激性影像，［似水流年］就如同它的名字般绵长悠然，摄影、美术、音乐均合力建构出港片中少见的传统山水美学。水田间白墙黛瓦的民居，河流中缓缓飘摇的白帆，河边洗衣的少妇，田间赶鹅的少年，广场上闲聊的三五村民，穿行在巷子里的大花猪，还有打在屋顶上的雨滴……对于从香港归来的珊珊而言，这显然是片比外界走慢了几十年的土地，严浩镜头下的这些诗意悠远的细节，加上无数看似闲笔的过场人物如对在国外的子女颇为自得的老人、年届百岁的双胞胎归侨、为肥猪的宰杀而落泪不止的少年等等，交织成一片绵密的人情之地，把潮汕乡村塑造成了一个桃花源式的存在，由此，一个如影评人丘静美所说的“神话式国家”悠然而生。相比当时香港对九七回归议题普遍滋生的焦虑感，严浩在［似水流年］中对内地可谓提供了一种迥异的视角。两地的二元对立就如同台湾地区同期的侯孝贤在［恋恋风尘］和［冬冬的假期］等片中所做的那样，严浩在［似水流年］中在把潮汕乡村进行桃花源式建构的同时，同样把农村与都市进行了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集中体现在珊珊和阿珍的身上。从表面上看，未婚未育的珊珊坐拥资本主义社会的丰裕物质，对工作、金钱具备全然的掌控力，对男女关系和家庭观念较为淡漠；而早已结婚生子的阿珍始终生活在穷困的农村，丈夫、女儿、学校就是她生活的一切，虽贵为一校之长，但仍是典型的保守女性。两人因多年旧情而由衷地互相关心，但因几十年分离所产生的差异，而造成了不可消解的尴尬。此种物质上的贫富悬殊，两者间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正是彼时的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写照。另一方面，阿珍和孝松虽生活清贫庸常，但在琐碎的生活中却是一派恬淡光景，珊珊虽然富足独立，但生活中只有乏善可陈的肉体关系，和相互倾轧的利益关系。珊珊与阿珍同床共枕、无话不说，是农业社会的人情绵密，而对于血缘相通的妹妹，却只能凭着电话和邮件沟通，话题无外乎对遗产的争夺，映衬出现代都市的疏离。这片淳朴的土地让珊珊为之着迷，因此愈发对香港的物质和疏离深感失望，潮汕这片“桃花源”，也在云淡风轻中抚慰着游子伤痕累累的心灵，在在是严浩对香港的自我批判，以及对内地的神话式想象。［似水流年］的字里行间全是政治，但最可贵的是竟无一字一句提到政治，对所有因由政治大势而生的矛盾都处理得极其含蓄，但低调的细节外又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只是珊珊虽然对内地迷恋不已，但最终仍要割舍回乡的不舍情绪，重拾自己的身份，回归那个厌恶、复杂、奢靡世界里去，再度体现的是香港人面对内地的矛盾心态。就像严浩自［似水流年］之后，创作了［天国逆子］、［太阳有耳］、［滚滚红尘］、［棋王］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全然以内地为叙事核心，但最终仍是要回香港拍［浮城大亨］，通过对这座城几十年的历史回溯和置身其中的个体勾画，确立起对自我身份的终极认同。本文版权归作者朱熠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