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专访|朱贤哲：我拍边缘人，他们反映社会的荒谬

采访|北岛淳子整理|李鹃楚审读|柳莺编辑|沈青雨文章由深焦DeepFocus公众号首发。深焦：您在纪录片领域建树颇丰，2001年《养生主：台湾流浪狗》获得金马最佳纪录片，您近几年的主要创作也多集中在纪录片领域，请问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产生了拍摄故事片的想法呢？朱贤哲：拍剧情片并不是我临时起意，其实我这十几年一直都在写剧本。我以前在纽约雪城大学读电影专业的时候，学校也会让我们进行实验剧情片的训练，《艺术家的电影》、《美国大庙》都创作于那个时候。至于为什么大众都觉得我只在拍纪录片，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近二十年都在拍纪录片；二是因为我在纪录片上得的奖比较多。我一般脑子里会同时有好几个剧本在进行，所以也不知道确切何时才算创作完一部剧本。《白蚁》这个剧本的想法我七、八年前就有了，四年前開始寫作。最开始叫做《颜色失真》，拍完剪輯後製作我们又把它改名叫《白蚁》。2013年寫完就拿去参加优良电影剧本竞赛，2014年后来如愿入围。这次入围让我的电影拍摄筹資进展得比较顺利，我才最终有机会把它做出来。深焦：电影中，主角白蚁是有性癖好的特殊人群，您为何会将电影的关注点着落于这样一群边缘人呢？朱贤哲：坦白地说，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但是我对边缘人物有不少了解，在我看来，他们反映这个社会意识的荒谬。比如说，当一个人和主流很不一样的时候，当他的行为、举止、道德观都和我们所熟知的大相径庭的时候，作为多数的我们就会本能地排挤他、打压他、厌恶他，让他更加地边缘化。但恰恰，边缘人的境遇折射着社会上“大多数”的恐惧与不理解。在电影中，我设置了具有特殊性癖好的男主人公白蚁，他偷窃女人的内衣裤。我做过一些关于性癖好者的调查，有一个案例让我挺、备受触动：一个性癖好者很开诚布公地和他的心理医生讲述自己的病情，心理医生也很努力、很开明地想要帮助他。可是故事的结局却不甚美好，因为这个性癖好者的自卑源自于内心，他完全明白如果社会上的人发现他的本性后会如何判断、审视他，这种熟知带给他深深的自卑感。就像早期同性恋所处的境地一样，他们往往在生活中遭到无缘由的排斥，他们也完全知道自己不被社会所接受，明晰自己的性取向会对父母的名誉造成怎样的影响。二十年前，我遇到的同性恋会和我说他们有罪。现在我遇到一些同性恋，他们还是会觉得自己有罪恶感。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怎样看待他们。虽然现在大众也会表现得很包容，但其实我们还是会对他们区别对待。真正的接纳，其实应该是像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不让他们感受这种区别。拍电影是一件很费精力、费脑力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出自己想要拍的东西吧。我觉得在白蚁这类角色身上有种叛逆的感觉，因而很有趣，很有挑战性。对于我而言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是件很好的事。我希望《白蚁》可以为观众带来一定的冲击力，它要揭露人世间的残酷无情。深焦：台湾同性恋电影屡见不鲜，但反观大陆电影创作，则在这方面始终没有迈开步子，对性欲、性取向都涉及得很少。朱贤哲：从大的方面来看，本世纪这个世界上三大最重要的问题分别是：环境问题、种族冲突问题，然后便是个人的内在性别认同问题。而这三大问题也刚好在电影里有所表现。内在性别认同问题，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辈子一定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前段时间听说日本有许多年轻人会决定不结异性朋友，一辈子自己一个人度过。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悲，他们故意和自己身体的渴望决裂，拒绝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如果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是不能割舍的呢？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所奇怪的是,难道一个人可以忍受孤单到这种程度吗？所以我会想,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社会压力太大。也许因为无法在生活中取得平衡，所以造成了对自身的决裂？深焦：《白蚁》中的三个人物的名字都与颜色有关，您也有提到剧本原来的名字叫做《颜色失真》，“颜色”在这部影片中表征了何种意义？朱贤哲：在未来的创作中，我还会用色彩来表现人的名字。颜色代表一种特质，而这个世界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色彩。通常，我们会觉得许多色彩交互，缤纷斑斓的样子很美丽，可有时又会发现黯淡的色彩也很美。我希望让所有颜色代表社会里不同的人，都给他们生存的空间，让他们都自由地绽放。当然，颜色交错也会有一种会失去自己特质的感觉。之前原片名叫《颜色失真》時英文片名叫CrossColor，当时想的蛮复杂，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相对的色彩十字架，不过这个想法因为不容易实现所以被我抛弃了。深焦：光看《白蚁》这个名字，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潮湿、腐烂的环境，似乎也很在隐射台湾，也与白蚁这个人物的性格很契合。影片中段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白蚁在书店里问：“为什么你们什么事情都可以重头再来？”出了书店后他就遭遇了惨烈的车祸。您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结束白蚁的生命？主人公白蚁之死，又为何偏偏出现在电影的中段？朱贤哲：用车祸是因为我认为这个结束的过程必须要在电影中间，必须要很突然，这样会让观众很意外，因此之前想过的自杀等情景会不太合适。将白蚁的死放在影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有趣的电影比例掌控。同样，白蚁的死还有一个好处：这样他的两段人生就彻底决裂了，这可以让我更好地表现正义感的不可靠，那种因集体意识而产生的愤怒。一旦有罪恶感出现，一切就都消失殆尽，与生命的结束相得益彰。然后，影片会将观众转到下一个重点，告诉观众，生命不会停在一个地方就结束，它会不断向前。我很喜欢这样的开放式结局，也很喜欢那种有一点扭曲、有一点拧巴的叙事——在中途人物去世，又在后半程穿插着主人公的回忆，把人物拼凑完整。深焦：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拍摄有很大不同，您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朱贤哲：拍摄困难是无法预测的事，比如我们开拍第一天要下水，可是摄影机却进水了，整整一天什么事都没有干，一大批人马好不容易才去那里，最后都很失望地回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挫折吧。深焦：电影中演员的表现力十分惊人，很有爆炸性。您在拍摄现场和演员做了怎样的沟通？朱贤哲：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没有用分镜头，都是一个长镜头下来，大部分也就是一两个镜位。所以我们会和演员说我们用长镜头，需要他们很认真地要从头到尾演完。这其实比较冒险，因为没有给剪辑师多余镜头备选，所以用手持长镜头拍摄的导演真的不多。可是我觉得这代表着我的一种风格。因为是很长时间的表演，而且情绪必须要在那一场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要让演员讲自己在那个心情下可以講出来的话，台词不正确并不重要。我还和他们讲，如果你要生气，不要只让这种感情停留在你的脸上，好像只有上半身在戏里面一样，要让它从你的声音中表达出来，这才有感染力。所以这种即兴演出效果还是很好的，演员一定要从心里感受那种情绪。一个导演可以在剧本创作、拍摄和剪接三个不同阶段表现他的风格。如果在拍摄时你不选择好自己的风格，那么后期步骤也不能增色多少。当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得了的，我的摄影师雷橫比我还想要做出这样的效果。他以前完全是拍广告的，那种工工整整的东西，但是他因此却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受持长镜头拍摄。虽然这部电影看起来有点像是纪录片，可它实际上与纪录片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熟悉摄影手法的话，你会发现这部影片多用手持长镜头、短焦，而纪录片则会用长焦。用短焦的拍法，我们又一边拍摄一边调整构图，如平衡空间、画外框之类的。而这是纪录片很難做到的，因为你必须要确保每一个时刻都聚焦成功，所以一般紀錄片导演不太會這樣拍攝。这也要归功于我的摄影师。他之前拍过两部电影作品，得过亚太影展的最佳奖项，第一部电影叫做《给逃亡者的恰恰》，第二部叫做《蓝月》，是柯一正导演的作品。《白蚁》算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深焦：电影中多次出现的长镜头是拍了好几次才达到满意的效果吗？朱贤哲：那种感情很深的戏一般是拍两次，第二次就很好的达到了我的预期。深焦：这次电影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奖项，您觉得《白蚁》相对于其他入围的电影的最大竞争力在哪里？朱贤哲：竞争力的话我引用韩国一个评论家给我的话，首先，这部的电影没有模仿任何人的企圖；其次，这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拍出来的电影。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评价，我自己本身也就是这种做自己的想法。深焦：接下来的一个项目，会继续拍纪录片还是剧情片？朱贤哲：我觉得要看情况吧，因为纪录片很讲究环境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如果有合适的题材的话应该也还会拍纪录片，基本上还是会随着自己性子进行创作吧。深焦：最近有新的灵感吗？朱贤哲：这几年并没有找到很和我心仪的纪录片题材。我认为拍摄纪录片时，被拍摄者和导演必须建立很强的信任。不过剧情片方面还是有一些想法的，等到哪个剧本成熟了我应该就会拿出来做做看。我还希望自己探究电影的其他可能性，这样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新的东西。像蔡明亮一样，每次都可以做出很奇幻的效果，那真是太天才，太厉害了。他只拍了九部电影的，却部部都有新东西。我们现在真是很幸运和他在一个时代来见证这一切。虽然有我的一些学生会不喜欢他的电影，觉得他的电影很无聊，可这对于我而言就好像是你有机会到唐朝，而李白就在你身边。他不需要你来赞赏他，是你决定要不要去欣赏他的文字，可你却因为“太无聊”这样的原因就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不是太可惜了吗？深焦：除了当一线电影创作者，您同时还是一位大学老师。朱贤哲：对，最近十年我都是在明志科技大学教影像創作，我的学生都在校大生。深焦：您会觉得教书给您带来什么电影创作上的启发吗？朱贤哲：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在教书課堂中，我可以“狂妄自大”地谈论这些电影，不像在公開場所担心自己会得罪人。而这种“狂妄”在我看来是拍好电影的必不可少的事情，这种绝对的自由才会让我一直保持着我与电影目前这般的联系。深焦：《白蚁》日后会有公映的计划吗？朱贤哲：有的，在台湾的公映大概是在明年3月份，而推向世界的计划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公司来做，电影还是大家一起分享比较好。深焦：现在还有好多人没有看过这部影片，那您会怎样向他们推荐呢？朱贤哲：我只是很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达到我创作它时的初衷——改变青少年的想法、世界观，并且在十年后大家还会时不时提起，这就会让我感到很满足。不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去看，只要看过的人能记住，把《白蚁》推荐给下一个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