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波弗特要塞

《波弗特》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以色列国防军的电影。对于这支全亚洲最为强悍的军队闻名已久，想象中的以军完全是一副杀气腾腾，训练有素的模样，没想到在影片中看到的却是一群迷惘、彷徨，被战争压迫的喘不过气的可怜炮灰。影片大部分是在狭小杂乱的坑道中拍摄的，情节也大部分如同舞台剧一样是通过几个人物的对话展开的，较少冲突变化，这使影片通篇被一种沉闷压抑的气氛所笼罩。很少的几个外景，高山深谷辽阔蛮荒，蓝天白云凄美动人，更给影片增添了几分苦涩的味道，本片与其说是一部战争片不如说是一部文艺片。这部情节简单沉闷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银熊奖恐怕是因为欧洲人想到了他们在阿富汗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困境，所以对以色列人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同情。波弗特要塞位于黎巴嫩南部，是12世纪十字军建立的一座堡垒，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以色列建立后，饱受两千年流亡之苦的犹太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祖国，而这块土地原来的主人阿拉伯人则又开始品尝失去家园的滋味，大批巴勒斯坦难民的背井离乡流亡到邻国黎巴嫩，但数十年来巴勒斯坦爱国者们回到故乡的努力从来没有放弃。黎巴嫩境内的难民营为巴解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稳定兵源，尤其是70年代巴解总部从约旦迁到贝鲁特后，巴解游击队不断从黎巴嫩境内向以色列发动进攻，黎巴嫩成为了整个反以战争的前沿。为了斩草除根，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悍然入侵黎巴嫩，叙利亚军队在贝卡谷地一触即溃，巴解总部被迫远走突尼斯，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在难民营内大开杀戒。次年，以色列假称撤军，实际却以安全区的名义继续霸占黎巴嫩南部两千平方公里土地，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以色列的大卫王六角星军旗开始在波弗特要塞上空飘扬。然而在以色列军民为胜利而弹冠相庆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这只是另一场漫长战斗的开始。以色列人的屠刀不但没有吓倒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激起了黎巴嫩人的愤怒，一批不甘以色列人压迫的黎巴嫩人决定拿起武器，奋起反击，以色列另一个最危险的敌人——真主党诞生了。18年来，这些不甘国土沦陷的热血男儿不顾强弱悬殊，用迫击炮、火箭弹、地雷这些简陋的武器来对抗被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侵略军，一次次的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冲击以军坚固的防线，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终于，在经过长达18年残酷而血腥的战争之后，即使顽强如以色列人也在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面前感到了战栗与恐惧，国内出现了“四母亲”这样的反战运动（从没想过以色列人也会反战），强硬的以色列政府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开始计划撤军了。影片《波弗特》正是以这一时代为背景展开的。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从波弗特撤军了，偏又不想丢面子，想以得胜之师的形象从黎巴嫩体面撤走。正如今天的美军明明已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早想寻求脱身之计，却又不甘心灰溜溜的溜走，总想寻一台阶下，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继续苦熬。真主党当然不会给以色列这个面子，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之后，他们绝不会让胜利者的荣誉从自己手中溜走，于是他们加强了对波弗特的攻击，炮弹和火箭弹如雨点般的在要塞中倾泻，希望以此迫使以色列人如丧家之犬般狼狈地从波弗特逃走。以色列政府既想保住面子（面子真是害死人），又不想进一步扩大战争，于是给要塞的守卫者们下达了不撤退、不反击这样一个愚蠢透顶的命令（只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总督那个著名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政策可与之媲美）。大人物要面子，小人物的命运可就惨了。要塞里留守的士兵成为了躲在地洞里胆战心惊的老鼠，老鼠还是好的，虽然要塞已将放弃，但旗还要照样升、岗还要照样站，于是他们还要充当真主党的人肉靶子。影片一开始，在总部待了一年的新兵兹弗第一次来到前线就接受了将真主党布设的地雷取回研究这样的危险任务。以军要撤退了，却发现自己的后路被敌人埋上了炸弹，而布雷方式还是向以色列人学的（真是荒诞）。影片的开头便以兹弗在迷宫般的要塞中迷失方向，四处游荡的过程为导线，介绍了整个要塞。18年前，兹弗的姑父作为进攻要塞的突击队员牺牲在了这座山头，从此这座要塞就成为了以色列军人荣誉与勇气的象征。可如今，兹弗走在昏暗、逼仄、混乱的环境中看到的是一个个疲惫的身躯、无神的双眼和呆滞的面容。他们唯一的盟军是那些被称为间谍的假人。士兵们在要塞里每天单调乏味的生活和终日提心吊胆的恐惧的双重压迫之下苟延残喘，被煎熬成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就和越南丛林里的美国大兵一样。在这里，既看不到荣誉也看不到勇气，有的只是麻木和无望。兹弗起初认为任务危险而拒绝执行，但在上级军官的命令和要塞指挥官里拉兹的逼迫下被迫接受了任务，结果被当场炸死。两天后，上级派来的排雷车轻而易举的排除了地雷，兹弗的牺牲毫无意义。以兹弗的死为开始，要塞的士兵们接二连三的毫无征兆的死在敌人的炮击下，怀疑和厌战的情绪也开始像瘟疫一样在要塞里蔓延。兹弗临死前说的话也开始流传：“当年战争时实际已经下令停止进攻波弗特，可命令在下达过程中不知在哪里消失了，于是波弗特被攻陷了，18年来士兵们一直坚守在这里。”原来，所谓18年的坚守只是因为一个荒谬的开始，正如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立也是因为一个荒谬的开始。可是，正如片中以色列军官所说的：“那又怎么样呢？”。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其实世界上很多的战争和仇恨都像《格列佛游记》中大头派和小头派之间的战争一样当初是因为一些极其微小甚至是荒谬绝伦的理由引起的，随着年代的流逝，现在的人已根本记不得当初是因何爆发冲突的，可这些战争和仇恨今天依然在继续，并将会传给我们的后代，其实历史本身就是荒谬的。在片中，作为个体的一个个士兵不再是一架精巧的杀人机器上的一个合格部件，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他们有的期待着战后去和自己的美国女友团聚，有的则梦想着成为一个音乐家。然而，他们最终都没有活到撤军之日，残酷的战争最终粉碎了他们的一切希望。战争在长期折磨他们的肉体，榨取他们的精神和活力之后，又彻底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让他们的所有梦想都成为泡影。影片里有两个场景最令我感动，一个是史毕兹在地道里弹着电子琴动情地吟唱：“母亲痛彻心肺，她该怨恨谁？我又怨恨谁？”；一个是兹弗的父亲在电视里凄凉地说：“他并不怨恨任何人，这是政治的失误，和具体的人没有关系”。在那一刻，我心底里那柔软的部分被深深的刺痛了，这些士兵，他们在我眼中不再只是入侵别国的侵略者和屠杀平民的刽子手，他们也都是父母的儿子，也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是啊！我们又该怨恨谁呢？我们总幻想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其实全世界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大人物手里，大人物的命运又掌握在时代那看不见的手里。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一个被日本军官收养的中国孤儿劝他的养父：“回到日本去吧，这里不是你的家。”他的养父回答：“我们都是小人物，国家、战争这些事都是大人物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其实小人物的命运就像风中的浮萍一样，决定浮萍落在哪里的是风，而不是浮萍自己，虽然凄凉但却无奈。影片的主角是要塞的指挥官里拉兹。里拉兹是一名典型的以色列军人，恪尽职守、忠诚勇敢，甚至在休假时也扛着枪，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职业精神才被派到最危险的波弗特来。当兹弗对命令产生怀疑时，他便强迫他服从命令，并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他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里拉兹也渴望离开前线，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但他认为身为军人既然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应该忠于职守，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之所以和手下的士兵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是为了避免和他们产生感情，从而影响自己执行任务。可他终究只是一个人，不是一块石头，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眨眼间变成尘土，里拉兹终于也达到了崩溃的极限。面对着在炮火中挣扎着，无助的向他求救的战友，他战栗了、恐惧了，呆立在那里不知所措；上级们不顾士兵的死亡，依然麻木不仁的下令重建绿岗，继续放哨，里拉兹终于愤怒了、爆发了，他悲愤的向上级控诉：“这样毫无意义的牺牲究竟有何价值？”当他又面临给绿岗哨兵排班的困境时，他拒绝指派，平时满是抱怨的士兵们主动承担了任务，其实精明如里拉兹者恐怕早已料到了会是这一结果，可一向敢于担当的他还是选择了逃避，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一直认为以色列是最为顽强的一个敌人，但通过本片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脆弱的另一面。对待强大的敌人最好的武器不是力量而是时间。以色列之所以能以弹丸之地、如许之民在强邻环伺中同阿拉伯国家周旋至今，靠的是它顽强的意志和正确的战术；而真主党以区区数千之众，靠着简陋的武器，竟能以小搏大，打败拥有数十万精锐部队，更有唯一超级大国为后援，甚至连埃及、叙利亚这样的地区大国都奈何不得的中东小霸以色列，靠的同样是坚韧的意志和正确的战术。以真主党的弱小实力，若同强大的以军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它采用了以弱胜强最为有效的战术——游击战。我坚决反对那些称真主党和哈马斯为恐怖分子的歧视性言论。所谓人体炸弹其实是弱者最后的武器，正像阿拉法特所说：“我们的人民没有F—16，也没有导弹，有的只是自己的身体。难道真要逼着阿拉伯人举着长矛刺刀去进攻波弗特这样拥有坦克大炮的以军阵地才算是光明正大。当年抗联也曾经袭击过日本开拓团（定居点），铁道游击队在掀翻鬼子列车时恐怕也没法百分之百避免误伤平民，武工队也从不穿军服，鬼子当年也称八路是土匪。那又怎么样呢？按照现代流行的所谓人道主义观点，否认自己祖先的光辉业绩，承认他们是恐怖分子？对待侵占自己国土，杀害自己同胞的侵略者，反抗应该是不限任何手段的。那些用所谓国际法苛求阿拉伯人的精英们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证明，真主党的战术是正确有效地。像以色列这种强大的敌手，他们可以忍受重大的伤亡，可以忍受战争的残酷，却没法忍受望不到尽头的长期战争对士兵和国民的煎熬与折磨。短期结束的战争，即使伤亡巨大，一般也不会对军民士气产生致命的打击，如果迅速取胜的话，甚至有助于提过国民士气。可长期战争却不是这样，即使再饱满的士气，再高昂的战斗意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的苦熬中最后也会被消磨殆尽（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所看到的）。战争初期年轻士兵带着些许兴奋、些许紧张、些许恐惧的乐观情绪很快便会被战壕中枯燥、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产生的疲惫、厌倦、烦恼所取代，最终完全被悲观绝望的情绪所压垮，在不见天日的地道中同战士的身体一起溃烂发炎的是战士的思想和灵魂。即使坚韧顽强如犹太人,在经过18年对胜利漫长而无望的等待之后，在比他们更为顽强的敌人面前，也终于感受到了慌乱和恐惧。在年轻士兵不断牺牲的鲜血的刺激下，以色列的母亲也终于感受到了无数阿拉伯母亲几十年来所感受的痛苦与悲伤，理解了她们心中的绝望与凄凉，于是“四母亲”反战运动诞生了，一向团结一致的以色列社会终于发生了分裂，“撤退”这个从未出现过的词汇终于出现在了以色列内阁的议程上，小小的波弗特要塞正是这一时代大背景的一个缩微写真。一个个风华正茂的以色列青年，本应在和平的环境里享受大好青春，正是应该和女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谈恋爱的黄金季节，却被迫穿起厚重的军服，困守在波弗特狭小阴暗的地道里。于是，一场悲剧开始了。前有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似乎无处不在的恐怖敌人，后有昏聩无能对前线将士生死漠不关心的的冷酷政客；神秘莫测的突然袭击，前后矛盾的混乱指挥；战友突然死亡的震撼，后方亲属的悲惨控诉；这一切的一切将这群饱受思乡之苦折磨的年轻士兵压的透不过气来。一个个花一般年轻鲜活的生命在这里无声无息地凋零，那些幸存者（抑或不幸者）则继续在生不如死的困境中苟活。一个个脆弱的灵魂在苦闷、压抑、彷徨中痛苦的呻吟、煎熬，最终崩溃垮掉。首先垮掉的是年轻的新兵，然后是成熟的老兵，最后是要塞的灵魂里拉兹。里拉兹——忠诚和荣誉的象征，纪律和服从的典型，在这如坟墓般阴森恐怖的压抑环境里最终也崩溃掉了，一向对上级命令有着盲从般信任的里拉兹终于也对上级的命令产生了怀疑，并对这场战争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放弃要塞的命令终于下达了，最后剩下的12名士兵兴高采烈的做着撤退前的最后准备，午夜一到，他们就将炸毁他们坚守了18年的波弗特要塞，回到久违的故乡去与亲人们团聚。不料，风云突变，政客们出于一些士兵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政治考量，收回了撤退的指令，命令士兵们继续在在布满炸药的要塞中坚守。这种朝令夕改的反复成为了压垮要塞中焦急等待回家的士兵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刚刚燃起的回家的希望被兜头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士兵们愤怒了，绝望了，久经考验的士兵如今却害怕再一次站在哨位上，他们把这种不满和愤怒无情的发泄在要塞的指挥官里拉兹身上，里拉兹成为了士兵们发泄愤怒的出气筒和官方无能政策的替罪羊。但在这天塌地陷般的绝境中已经有所动摇的里拉兹反而镇定了下来，拒绝了克里斯要他自行炸平要塞，带领战友离开的请求，安抚惊慌失措的艾米罗，鼓励战友们站好最后一班岗。看到这里，即使作为敌人，也要为里拉兹作为军人的职业精神致以深深的敬意。里拉兹与他的下属不同的地方在于里拉兹有自己的原则，有坚守的底线。虽然里拉兹也有恐惧，也有脆弱的时候，也想早日逃离这里，和自己的恋人相聚，但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军人的使命与职责。所谓军人，其实质是政府手中的刀剑。即是刀剑，其命运便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拿剑的人手中。砍还是不砍？砍向谁？这些问题不需要刀剑自己来思考，更不需要刀剑来做出决定，做出思考和决定的是拿剑的手，即政治家。一把合格的刀剑它所要做的就是随时保持锐利，一经挥出，即毫不犹豫的斩向目标，取其首级，而无论何时挥出，目标是谁。所以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军人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因为军人一旦有了独立的思考，就如同刀剑有了自己的意志。而一把有了自己意志的刀剑，在砍向目标时就可能产生犹豫和迟疑，而在战场上，哪怕是片刻的犹疑也将是致命的。一把产生迟疑的刀剑就再也不会得心应手，就是一把不合格的钝剑，就必须被抛弃。里拉兹最终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军人，他虽然产生了怀疑，却并没有犹豫，最终依然选择了坚守岗位。这一决定，无比艰难，所以可贵。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可以说是角色决定命运。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对自己有一个角色定位，这种渗透到骨髓里的信念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我们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的命运。里拉兹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尽管他已经对上级的命令和这场战争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但他对自己的这种角色定位使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职责，自己的岗位而去逃生，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战友的生命。正如里拉兹自己所说：“我希望自己现在有胆量离开这里，亲自炸平这里，带你们离开，不过说实话，抛开我的军阶，抛开我的级别，我就是不能离开这里，我做不到，什么东西阻止我这么做。”其实里拉兹很像《集结号》里的谷子地，虽然谷子地后来无数次痛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带着自己的弟兄离开，可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坚守，因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无法改变。说到自我角色定位，记忆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走向共和》里的李鸿章。庚子国变前，面对山雨欲来之势，梁启超给李鸿章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发制人，率兵北上剿灭义和团，以断外人干涉口实；中策是另立山头，在广东自任大总统，保南方一方平安。”未待其说完，李鸿章即打断他道：“你的上中两策虽好，我却只能采用你的下策。”即等朝廷把事情搞砸后，出来收拾残局，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承担骂名。梁启超默然良久道：“虽然来之前早已想到中堂会选择此策，但闻听此言还是禁不住为中堂惋惜。”李鸿章凄然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李鸿章之所以选择下策是因为他在骨子里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忠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但要学岳飞上阵杀敌，血染疆场；还要学秦桧替主子揽脏水，背黑锅，承担千古骂名。虽然他也有不甘，但最后还是不能逃脱自己的宿命，死在了签订卖国条约的谈判中，不但生前受尽唾骂，死后也是遗臭万年。人一旦有了自我角色定位，便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强化这一自我心理暗示，一言一行都向自己想象中的自我形象靠拢。当他成年后，这一自我定位已成为他整个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你对它产生怀疑，也很难进行改变，就像我们即使对自己的右手不满意，也不可能将它切掉再更换一条更强壮的手臂。所以李鸿章最后只能无奈的选择“卖国”，里拉兹最终也只能选择哪怕是无意义的坚守，这就是他们命运的悲剧所在，但也正是他们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历经劫难的波弗特终于到了它的大限，无数渴望生命的年轻士兵永远长眠在了这里，而渴望保护他们的里拉兹却最终活了下来，亲眼看到要塞在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灰烬，和它一起被埋葬的是刻着18年前攻占要塞时牺牲者名字的铁牌。当大卫王之星最终从要塞上空落下时我长舒了一口气。别人的东西，你拿了，终究是要还的。被以色列人占领了18年的波弗特是这样，被以色列人占领了60年的巴勒斯坦最终也会是这样。就像克雷孟梭总理在凡尔赛宫所说的：“生于不义，必毁于耻辱！”佛家说世界上最怕的就是执着二字，有时候放弃其实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当波弗特的最后一批守卫者跨过边境时，迎接他们的只有同袍们的欢呼声，为的不是勇气，更不是荣誉，而只是因为他们还活着。劫后余生回到家乡的以色列士兵紧紧相拥在一起，里拉兹终于脱掉了沉重的军服，跪倒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自由的空气。这一刻，没有胜利者的凯旋，有的只是如释重负。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白发苍苍的母亲的思念和苦苦等待的情人的拥抱；而在他们身后，留下的除了波弗特的废墟之外还有无数年轻以色列士兵的生命和犹太母亲的眼泪，以及更多的阿拉伯人的血泪。祝福以色列人，更祝福阿拉伯人，愿他们最终都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也许终有一天，当阿拉伯人的星月战旗重新在耶路撒冷上空高高飘扬的时候，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才能实现它最终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