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三种可能性

与《骆驼祥子》、《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描述人类无穷无尽苦难的小说一样，电影《百合》描述了一位当代深圳打工女青年接二连三的苦难遭遇。这位十九岁的小姑娘名叫百合，先是未婚先孕，之后遭到在香港当货柜司机男友的抛弃，随着肚子渐大，面店老板害怕百合将孩子生在店里把她辞退。集体宿舍里百合一个人把孩子生了出来，百合带着孩子四处找工作，屡遭拒绝，有一次甚至被人贩子盯上差点骗走了孩子。孩子一次偶然的发烧，看病时意外发现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一大笔钱治疗，雪上加霜。后来的百合经历了医院弃婴、应征富翁选妻筹钱、出卖肾脏筹钱、街头弃婴一些列悲惨的境遇…这又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总是能深深吸引一切对现实兴趣浓厚的现实主义者。对于苦难，评论家谢有顺在对余华的评论文章中曾有精彩的叙述：1，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或者说，人就是害怕苦难而又不能不忍受苦难的一种存在，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2，我们惟有接受苦难，如同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中接受美丑不一、智商不一的孩子们；母亲如何不能选择孩子，我们也照样不能选择生活的幸与不幸，你所能做的，不过是服从生活给予你的全部事实。而克服生活中的不幸，靠的也只能是生活本身；3，不离弃苦难的世界，决非是因为乐于受苦，进而炫耀痛苦精神，而只是因为苦难的世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终会听到我们的哀告。好比《圣经》里的约伯，当他自以为义的时候，苦难来了，但他选择了承担---“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4，他们只承担了现世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忘记了，当福贵和许三观在受苦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同样的，百合作为中国这个时代最底层的一个打工者，作为一个没有存在自觉的存在（冯友兰言，人的存在分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弱小的她仅仅是承担了现实的事实苦难，她单纯质朴的像是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之间的一个存在，她的梦想就是在城市里开一家拉面馆，她对做人的尊严问题无从照顾，至于生活的意义大概就是平平安安地和她的男友一起生活，但是现实却是意义、尊严和梦想这三个维度都在跟着她的肉身一起不断遭遇践踏和羞辱。我想中国人和西方人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因为拥有了信仰，而拥有了承担存在价值苦难的法宝，他们承受苦难的时候是自觉的存在，他们拥有受难的自觉和勇气；而中国人没有了信仰，承受苦难就是承受苦难这么简单、单纯的事情，没有精神上的自觉与承担，就像许三观和福贵一样，苦难之后徒剩麻木空虚的躯壳，这样的存在与猪狗无异。导演周晓文在影片中设置了作家这个人物，让作家去倾听百合的诉说，这显示了导演的温情和平等，正像导演在采访中他自己表达的那层意思：他也是人民，他不因为他是有名的导演而获得了与苦难绝缘的特权，他不想采用高高在上俯视的眼光去塑造人物。导演在影片的最后拍摄了三种不同的结局，展示了百合命运的三种可能性1，百合因为筹钱给儿子治病，冒险去贩卖毒品，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傻傻的百合问前来看望她的作家，搞不懂为啥还要拖两年再执行，干脆现在执行不就完了；这第一个结局是最悲惨的结局，百合的话也让人倍感凄凉。2，百合嫁给了一个富翁，儿子得救；这个结局看似是一个逃避苦难的捷径，但对百合来说却是另一种苦难的开始，百合希望的是和她的“阿龙”一起生活，而不是和一个糟老头子。卡夫卡说：“你可以避开这个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去掉修饰语后我们发现卡夫卡告诉我们：这种回避依然是苦难。3，作家打电话询问百合的近况，百合电话里告诉作家，儿子已经死了，让作家以后也别再采访她了。这可能是离现实距离最近的一个结局。现实就是这样，苦难就是这样，有时候汹涌澎湃，有时候抽丝剥茧，一点一滴地让你去承受。这可能就是导演的世界观，他告诉我们生活尽管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但其实那都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悲剧的可能性，悲剧更接近于现实，悲剧更像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悲剧更能让我们产生共鸣，就像《骆驼祥子》、《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那些出色的作品一样，它们每一个都毫无例外地拥有一个悲剧结尾。主演王梓桐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学生，徐州人，和百合同龄，让天之骄子去表演底层人民的百合，我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是唯一诚恳和正确的方法，如果没有去亲身体验一下打工妹的生活，仅凭本色演出就能成功的，那无非是天才的洞察力和天才的想象力，那是比才华更高超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