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什么啊？”——转载《东方早报》林达的长文影评

“你们要什么啊？”林达发表于2012-09-2302:13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合拍的《阿尔及尔之役》，是我感觉格外震撼的一部电影，经久难忘。编剧和导演是意大利人吉洛·彭特克沃。　　《阿尔及尔之役》的成功之处，在于导演吉洛·彭特克沃冷峻写实的表述手法。这部电影，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自己描述欧洲殖民主义的退败。　　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合拍的《阿尔及尔之役》，是我感觉格外震撼的一部电影，经久难忘。编剧和导演是意大利人吉洛·彭特克沃。其实，这是四十六年前的老电影，彭特克沃已在六年前去世。电影在上映当年的1966年威尼斯电影节入围，尽管如此，彭特克沃还是没想到会得奖，所以宣布得奖名单那天，他跑去海滩游泳晒太阳了。结果，突见一大群各国记者冲向海滩，团团围住了泳装的自己，才知道自己得了金狮奖。他也获得该影展的评审人奖。影片还获得威尼斯城市奖，1972年获得英国学院奖，也入围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这是黑白片，纪录片风格。现场感、真实感特别强。它记录再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再现了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世界各殖民地独立风潮之中，如何胜出。1830年，一个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外交纠纷，导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法国于当年7月占领阿尔及尔，1831年6月5日建立了阿尔及尔事务管理局。征服遇到顽强抵抗，停停战战旷日持久。法国议会对是否要占领整个阿尔及利亚也拿不定主意。反对派的理由之一，今天大家可能想不到，法国各省种甜菜的议员，不希望新殖民地的便宜食糖冲击他们的生意。1841年2月，比若被任命为新总督。在此三年前，他还认为阿尔及利亚是“复辟王朝留给法国的一个不祥礼物”，可接获任命后，他又改变了看法，认为“我们既然在非洲，又打算留下来，就必须全面占领”，“只有对这一地区全面占领，才能保持这个殖民地”。从此宣布自己是个“热心的殖民者”。就这样，法国开始全面占领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文明。当时很多人把非洲看作是彻底的蛮荒之地，其实不然，阿尔及利亚和它的邻居摩洛哥、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都是在七世纪八世纪就被阿拉伯人横扫了一遍、成为伊斯兰教的征服地。所以它们有输入了成熟文明的那一面。而这个文明恰好曾经是基督教文明的老对头。　　比若的军事占领不顺利，但正是他开创了欧洲向阿尔及利亚移民的道路。仅1845年至1846年间，就有四万六千欧洲移民，加上原先的移民，截至1847年1月1日，在阿尔及利亚共有十万九千欧洲居民。法国人为四万七千名，其次是逃避内战和贫困的三万一千多西班牙人，余者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1848年巴黎爆发“六月起义”和巷战，法国又把潜在的“危险分子”，那些失业者，安排了新一波移民，在一些不毛之地建立了四十二个农业中心。这些移民勤勤恳恳，农业中心后来都相当成功。　　到1857年朗东总督上任，军事占领就算结束了，但是居民的种族文化局面已经变得复杂。十九世纪末，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搞了一次归化运动，大批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法国国籍。归化法令还特别规定，阿尔及利亚归化法国的穆斯林公民，获准在一定程度下不遵从法国宪法，而在伊斯兰教的律令下生活。最后并没有如愿全部按计划推行。　　1878年，一个意外给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带来巨大改变，法国的葡萄园广遭虫灾，阿尔及利亚遂替补而上，成为法国的葡萄后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将近十六万亩的葡萄园。占领一百年之后，二战前的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在二十世纪持续增长。到1938年，阿尔及利亚的葡萄园已经有四十万公顷。一年内给当地原住民农业工人的工资，也高达三亿七千万法郎，在法国人眼中，这就是“殖民事业的杰出成就”了。但是，在土地分配上，对原住民有许多不公平的政策，例如对各类反叛的处罚，常常都是没收土地。　　移民“掺沙子”也在持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构成，原住民近五百六十万，欧洲移民近八十万，比例是七比一。一百三十年下来，尤其在大城市，如首都阿尔及尔，就有了欧洲移民区和被称为“卡斯巴”的阿拉伯人区。他们的宗教、文化都有巨大差异，甚至对立。同时，还有原住民和殖民当局合作，或者逐渐被殖民者带来的欧洲现代文化所吸引，有了一批脱离本土的新阿尔及利亚人。可是从整体来说，那是一个法国人不了解的民族和文化，内心从未被征服。殖民后的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暗流始终不断涌动，尤其是，法国自己百多年来就不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在1830年法国发动殖民时，还是第一帝国的拿破仑时代。在殖民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三十年中，法国经历了三个共和国、两个帝国、巴黎公社、德国占领的伪政权和数度革命，每次法国改朝换代，阿尔及利亚都有动荡和尝试突破。一个典型例子是拿破仑三世，他曾经给阿尔及利亚两任总督写信，表达了法国殖民的一厢情愿，他想同化这个阿拉伯王国，想同时成为“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皇帝”，他想同这个“聪明、勇敢、好战的农耕民族和解”，以防止他们反对那里的“少数族裔”，即欧洲移民。可是，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在法国一倒，原住民的比尔人立即掀起独立暴动，持续整整七个月，和四支法国军队进行了三百多场战斗，才被镇压下去。而其后对暴动的清算都极其过分，大量殃及无辜。虽然大规模反抗后来平息下来，可是殖民政府对此起彼伏、零星独立反抗“毫不手软”的清算模式，却大同小异。　　这是一个规律，一个以小王国、小部落散居，甚至内部相互敌对的民族，一个大的外来压力却可能把他们压合在一起。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英属印度一样，他们统一的国家民族意识，是殖民者无意中整合出来的。在法国人的事后“反省”中，就认为自己对异教的陌生，加剧了对方的整合。法国殖民者初初试探后，就放弃了推行当地人改宗基督教的想法，接下来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条不仅是宗教生活的律令，也是教徒世俗生活中的法律。所以，殖民者粗枝大叶地宣布所有原住民都遵从伊斯兰律令为法律。这样，不少如柏柏人这样起初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民族，也逐渐因遵从殖民者的要求，而在宗教认同上与阿拉伯人归作一队了。　　实际上，在1892年，总督若纳尔就提出，要保证安全，“不在于加强镇压，而在于比较公平地对待战败民族”。殖民者明白要安抚人心，也很早开始注意原住民的医疗防疫和教育，建立医疗站、流动医疗队和学校。应该说，法国殖民当局也在改革。1919年2月4日立法，扩展了阿尔及利亚人选举、参政、担任公职和平等税收的权利。可是，殖民本身是一个难缠的悖论。一个身处陌生文化中的少数殖民者和移民，几乎难以克服对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被征服者的恐惧。那是少数人的权力面对多数人的不满甚至仇恨，而且还是异族。少数人在恐惧下，不断强化和异化手中唯一可动用的权力武器，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这恰恰可能是恶性循环的开端。所以，改革并不平衡。为了管理方便、迅速镇压犯罪（也有镇压政治反抗的目的），殖民当局同时又采用“原住民管理法”这样法治上的不公平处理，把对原住民的某些刑事判决权交给了行政部门，相当于现在中国在讨论的劳教判定路径。随着法国本身的进步，几个主要极不公平的“原住民管理法”逐渐废除，直到1944年才全部废除，但原住民的怨恨已经积得很深。　　殖民者的一个同化措施总是宗主国的现代教育，始料未及的是，这样的教育引出来的常常是权利意识，受教育的原住民要求撤销不合理的“原住民管理制度”，要求平等税收，要求议会增加他们的议席。权利意识也很容易转个弯就变成了独立意识。但同时，一百三十年的统治，受过良好教育的新阿尔及利亚人也在分裂，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殖民非但已经是现实，也是未来，所以，阿尔及利亚的前途和法国的前途紧密相连，他们要求受到作为法国人的同等信任。看看过去的香港，有这样的想法，也并不奇怪。这是一个很玄的互动：殖民当局的让权、宽松和改革，究竟是给了谁更大机会？是给对方合作派提供更多机会，支持和协助殖民政府稳定地转向本土化，维护对宗主国的忠诚？还是授民族主义一派同自己对抗的平台和武器，合法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走向独立？尤其是在一个法治以种族分野、偏颇的国家。例如，伊斯兰贤哲会就充分利用出版自由办报，他们在法语报上呼吁穆斯林得到和“三色旗下其他儿子们”的同等权利；在阿拉伯语报上，他们对当下的不平等待遇表示愤懑的同时，也不断提醒民族的反抗光荣史。　　法国希望阿尔及利亚人在保证忠诚法国的前提下，归化为法国公民，希望归化带来同化，又很自然隐含着不信任；而穆斯林要求的前提是，归化后不遵从法国宪法，而是遵从伊斯兰律令为法律，也自然隐含着对同化的抗拒。而伊斯兰宗教组织又强化了民族意识。阿尔及利亚的宗教改革内部一直有争执：究竟是重点为指导信众修心，还是推动民族主义政治诉求？伊斯兰贤哲会的领导人本·巴迪斯是后者观点的一个代表。他坚持要族人强调对宗教、语言和民族历史的自豪感，认为殖民就是奴役。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思想，推动了各殖民地现代独立意识发蒙，阿尔及利亚也不例外。本·巴迪斯一直在熟练地和殖民当局作政治谈判，有妥协、退让，也有坚持。到1930年代末，独立宣传更占上风，本·巴迪斯认为，在阿尔及利亚，认同自己是法国人的穆斯林都应该谢罪，“因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不是法兰西民族……他们有祖国，祖国就是阿尔及利亚”。他认为，同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愿意被同化，同化是不可能的，同化使我们丧失个性。”可他又不是独立诉求：“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于保卫我们的独立”，本·巴迪斯说，我们“希望阿尔及利亚在法国保护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他也希望下一步使自由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突尼斯一起，重建阿拉伯帝国。本·巴迪斯在1940年去世。　　1940年6月，阿尔及利亚顺着被德国占领后的法国维希傀儡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政府，甚至有个高级官员曾制定了送十万原住民去法国的德国机构做劳工的计划，因盟军登陆才未付诸实行。最先攻入阿尔及利亚的是美军。但是，阿尔及利亚也有一大批站在法国反抗组织一边的抵抗力量，他们配合了盟军。1944年，阿尔及利亚被盟军交还了戴高乐政权，当政的是临时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战后，积弱的法国准备放弃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托管统治，给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带来希望。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领袖早已熟悉现代政治。还在1942年，接替本·巴迪斯的宗教改革领袖费尔哈特·阿巴斯，就领头递交了一份《致法国当局书》，呼吁“制定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章程”，以　　提高各族原住民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没有得到回应。法国人没有重视这个宣言。虽然法国人也在改革，放宽了穆斯林归化的条件，但还是原来同化原住民的思路。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离开的时候，穆斯林宣称：“法国已经错过了一切机会。”　　1943年2月10日，二十八名穆斯林议员签署了《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称盟军登陆后，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各派，只顾在阿尔及利亚争权夺利，却无视七百多万原住民的意愿。他们宣称，他们并不否认法兰西文化，而正是法兰西精神和它的自由传统，给了他们行为和诉求的正当性。他们认为，原住民作为多数的利益一直被牺牲。殖民化过程就是对原住民部落的掠夺，使他们丧失了最好的土地。他们指出，战争中，穆斯林也为法国的利益流过血，可是殖民制度始终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不再对归化和同化政策抱希望，“这只是为殖民化服务，而殖民化就是牺牲大多数的利益，让八分之一的那个阶层过得更舒服”。他们要求一部保障各族裔利益的宪法。　　阿巴斯提出一个改革纲领：将总督府改为阿尔及利亚政府，部长由法国人和穆斯林各占一半，宪法由普选的议会制定。也要求法语和阿拉伯语同为官方语言。　　阿巴斯获准办报、组党，广泛宣传“阿尔及利亚国”，也提出和法国形成“联邦制”的关系。可是宣传的用词激烈，民间不解联邦制理论，解读下来只是“赶走法国人，独立”，民族情绪不断高涨。1945年，首都阿尔及尔等地，发生了一系列几乎可以预料到的流血事件。当局归咎于阿巴斯，他被逮捕，但是在1946年3月，当局宣布不予起诉。五个月后，阿巴斯提出新的自治共和国方案：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兰西联邦内，有自己的政府和国旗，拥有自己的警察和完全主权，境内的法国人和穆斯林，同为阿尔及利亚公民。对外关系和国防，由联邦政府即由法国负责。　　这是少数对多数殖民的宿命。大跨越的改革注定不会被立即接受。最后被议会批准的改革，虽有进步，但是在行政管理上没有变化。议会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总督监督下的行政管理机构。法国人试图以殖民地政治制度的渐进改革来挽回它的阿尔及利亚逆势，可是，它的改革相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迅猛的殖民地独立大潮，总是过于保守，远远满足不了迅速上升的原住民诉求。二战后，法国殖民政府也在土地改良、建立现代化农业，并在教育等民生方面作出改善努力，虽然限于条件，做得不如预期。例如，在1944年，制定了增加两万所学校的二十年计划，实行五年后，建校速度滞后。战后人口迅速增长，计划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就在法国做着长远改革规划的时候，危机已经逼近。欧洲国家在亚非拉有很多殖民地，而二战结束之后掀起独立大潮，各殖民地风卷残云地纷纷独立。英国在印度看到无可挽回的局面，及时抽身；而法国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却晚了一步。这三个国家的独立运动串在一起，民族主义的激进主张开始占上风。　　最早的信号是1954年6月，一群从突尼斯被赶回国的阿尔及利亚地下武装，在山区爆发武装冲突。三个月后被镇压平定下去。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政党本来就不断分歧。穆斯林本身一直有宗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因伊斯兰教特色，争执必定越出宗教进入政治，例如，在世俗生活中是否开始政教分离，是否给妇女选举权，等等，都是难缠的议题。　　山区的暴动事件引起了民族主义的“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的分歧，争论“是要求立即改革还是解放（独立）”，是体制内争取改革，还是认同暴力。分歧最终变为分裂。其中，持独立诉求的梅萨利·哈吉，决定走地下暴力活动的道路。一个新的组织——民族解放阵线（FLN）就这样诞生了。　　FLN得到埃及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不仅有道义支持，也有武器。在山区展开了非常残酷的包括屠杀平民的游击战争，而殖民军队的反击也是过分和残酷的。回头去看，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的有些情况类似，作为老殖民地，在二战中也有顺着法国抵抗力量思路，自然就站在盟军一方的力量。1945年盟军大胜，英国看清了继续殖民印度的难度，顺应历史潮流退出，法国却决定继续留在一个显然难以留下去的地方，继续殖民统治，也就留在了旧日“反抗－镇压”的艰难循环中。　　本文开篇提到的影片《阿尔及尔之役》就集中在1954年至1957年，非常细节和形象化地再现了在首都阿尔及尔，FLN和法国殖民当局较量的那场“战役”。可是，所谓的阿尔及尔之役，以今天眼光看，那是对全局造成深远影响的恐怖战役，过程触目惊心。　　1954年11月，阿尔及尔的FLN发出一号通令，宣示领导地位和目标。他们决心以恐怖战为手段达到目的，首先是针对自己的社区。以铁腕私刑的惩罚作为威胁，在阿尔及尔的阿拉伯居住区“卡斯巴”，扫荡酗酒吸毒妓院和帮派，树立起自己的威信。1956年6月20日，FLN以暗杀和袭击警察的一系列行动，开启了“阿尔及尔之役”。法国的反应是指示殖民当局封锁卡斯巴的诸多出口，留下的出口建立针对阿拉伯原住民的检查站，搜查枪支炸弹。　　炸弹手都是阿拉伯人，应对必然有族裔倾向，看上去是本能反应，可是，长达一百三十年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尔已经有了庞大的以法裔为主的欧人居住区。有针对性的封锁和搜查，使得族裔对立立即尖锐化。阿尔及尔警察局长并不赞同这样的措施，可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封锁之后，FLN利用搜查者对当地风俗的顾忌，就让妇女运送武器，欧裔区的恐怖袭击持续不断，防不胜防，欧裔居民变得惊恐不安。最后，终于在欧裔中出现报复者，月黑无风，几个人深夜潜入卡斯巴，引爆炸弹，楼塌人亡，阿拉伯平民死伤无数。卡斯巴群情激奋，族裔仇恨再次升级，接下来必定是FLN的新一轮报复。烈性炸药被满腹仇恨的女人安放在公共场所，咖啡馆、汽车站、机场候车室，受害者同时包括了欧裔和阿拉伯平民。　　FLN的目的，是以“无宁日”的国家和大规模平民死伤来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并希望国际社会因此认定法国无力维护一个和平社会，必须由外部干预和改变现状。必须承认，这个办法确实有效。1955年9月30日，联合国以多数票，把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这反过来，又给了北非各殖民地反叛力量极大鼓舞，各地恐怖袭击剧增。1956年1月起，阿尔及尔恐怖谋杀事件也越来越多，爆炸威力大增。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也加入了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中。杀伤力大大提高，后来在阿尔及尔和郊区发现了能制造冲锋枪和大威力炸弹的兵工厂。阿尔及尔平均每天的恐怖袭击高达四点二次，那是2008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恐怖袭击水平，而当时阿尔及尔的人口不到2008年巴格达人口的十分之一。警力无法应对，局面变得不可收拾。法国政府仍不肯退让，遂派出二战抵抗阵线的英雄，领着正规军，进驻阿尔及尔戒严。恐怖战争的特点令他们困扰，这个城市有四十万阿拉伯人，却不知“敌人”在哪里。1957年1月，FLN下令全市罢学罢市罢工，违者以教内惩罚相威胁。法军强令复课复市，也常常态度粗暴，仇恨和对立更严重了。　　负责剿除FLN的马修上校也在渐渐适应反恐战，他终于摸清，FLN是个金字塔结构，每个人只领导下面两人，这两人互不见面，他们又发展下面的两人，层层扩展。马修的军队就从最下层寻找到目标，希望顺藤摸瓜往上破局。这又是恐怖组织的特点：FLN成员极具献身精神，不肯背叛。法军无奈之下决定动用酷刑。这个过程对阿拉伯社区无疑又是更深的伤害和族裔仇恨的来源。国际媒体也严重质疑。但负责“战役”的马修上校是军人思路。对他来说，“战略决定”是法国政府在做，即“是不是放弃阿尔及利亚”，假如决策者决定“不放弃”，他作为军人，只能从“技术上”取胜这个“战役”。马修上校似乎是有效的，在层层突破之后，1957年10月8日，法军终于找到FLN最后一个领导人阿里(BrahimHadjadj饰)的匿身之地。　　电影再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法军劝降不成，警告不投降就炸楼。在最后限期的等待中，法军重兵包围，那栋楼四周、包括屋顶上，满是为阿里祈祷的阿拉伯民众。劝降不成，一声巨响，漫天烟尘，法军炸平了那栋楼。阿尔及尔的FLN不复存在。恐怖袭击停止了，阿尔及尔平静下来，法国似乎胜了首都的“阿尔及尔之役”。　　1960年12月11日，平静了两年的阿尔及利亚突然爆发全国抗议。　　电影中再现了1960年的阿尔及尔街头，突然挤满了抗议人群，妇女们一起发出阿拉伯人特有的尖利舌音，他们舞蹈着，强烈扭动自己的身躯，最前面是一个女人，舞着，舞着自己，也舞着自己民族的旗帜。法军的坦克把示威者堵回“卡斯巴”。一个法国军官，对着他感觉如此隔阂而陌生的人群喊道：“回家去吧！你们要什么啊！”一片寂静，突然，一个声音从人群深处喊出来：“我们要自由。独立！”　　在1956年至1957年，阿尔及利亚的预算到达两亿零七千万法郎。法国以每年增加一百五十亿法郎、直至1962年分担支付一千六百亿法郎的计划在维持。法国人曾经问道：一个在经济上如此依附宗主国的小国，它怎么可能独立？　　然而，再次经过极为痛苦和血腥的两年，1962年，法国终于放弃，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阿尔及尔之役》的成功之处，在于导演吉洛·彭特克沃冷峻写实的表述手法。这部电影，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自己描述欧洲殖民主义的退败。　　吉洛·彭特克沃出生在犹太富商家庭。在比萨大学读书时，他开始接触左翼思想。1938年，意大利的反犹势力越来越强，他随哥哥去了巴黎，做网球教练，也做记者。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电影，成为著名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的助手，伊文思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朋友还有毕加索和萨特。就在周围朋友打点行装、准备加入国际纵队、投身西班牙内战左翼一方的氛围中，他接受了左翼理念。1941年，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并且在意大利北部加入了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那年他才二十二岁。　　由于这样的经历，对彭特克沃来说，他并非没有困扰，从整体上，他感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殖民、争取自由本身，和自己当年反对法西斯是一样的事业，游击战也是自己参与过的战术手段。而彭特克沃的智慧，正是看到恐怖主义袭击方式对平民的大量戕害，他无法解开今天人们都无力解开的死结，却在电影中表达了对双方死难平民的深切同情，以此提出诘问。　　他作为导演忠实还原历史，立场中性。拍摄电影的时候，阿尔及利亚独立刚刚四年，整个电影就在原地由当地群众担任演员，导演彭特克沃说，在他拍摄最后的抗议场面时，只见这些阿尔及利亚人瞬间进入角色，回到当年，情绪势不可挡，随时准备“摧毁一切阻挡他们的障碍”，令他深感震惊。他事后再三强调：我不想站在某一边，我想描述双方各有自己的目标。而恰是这种客观立场，提出了冷峻而引人深思的命题，恐怖袭击一旦启动，双方自然互动，会推动事件发展，隐含无可救药的逻辑。它深刻展现了历史悲剧性，也给这个世界未来的各类族裔冲突，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思考。　　目标和手段，目标和时机，大趋势和具体国家具体民族不同个案的处理，都是背后进一步拓展的思考。　　这部电影也引发争议，在法国被禁了多年，原因之一是，电影中的阿尔及尔FLN领导人角色，是当年的领导人自演，他被法国人认为是罪恶累累的恐怖分子。而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曾经也一直禁演这部电影，原因是，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不论局势多么稳定，也都可能因为某个难料的契机，一个偶然而激进的危险启动，点燃未知的民族情绪，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推动就无可阻挡。港英当局深知异族治理永远潜伏着危机。　　电影止于阿尔及利亚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似乎结局是个完美句号。实际上，后续有悲剧。　　在如此以族裔为界的血腥冲突后，在独立这个历史转折到来的那一刻，大量欧裔阿尔及利亚人完全失去安全感，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背井离乡、出逃法国。逃亡人数高达百万以上，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虽然他们已经几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也是普普通通的阿尔及利亚人。逃亡人群中，有一百零二万五千欧裔后代，还有八万一千“哈吉斯”，这是人们对“亲法原住民和殖民军中原住民士兵”的称呼。作为一百三十多年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很大程度被法兰西文化同化，自然有大量“哈吉斯”存在，在独立后留下未走的，估计有五万至十五万“哈吉斯”和他们的家属，被FLN和暴民作为“阿奸”杀死。殖民军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处于危险中的原住民士兵撤离。直到今年，2012年4月1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才承认，法国作为宗主国，对当年抛下阿尔及利亚原住民士兵，把他们留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处境中，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并不稳定，仅在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内战中，就有高达十六万的的阿尔及利亚人，被不同的伊斯兰教恐怖组织杀害。　　直到从2011年2月突尼斯国内抗议开始，波及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才在外部压力和国内抗议之下，于2011年2月24日，结束了长达十九年的“紧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