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友人之邀,元旦前夜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了这部《影子部队》,灰沉的格调贯穿始终,波澜不多,却有不尽的余味。对老片自然应当宽容,尽管那时的表现手法和拍摄技巧算不得完美,却无妨内容之深刻。二战后二十年光景,遂出现这样的作品,能得其味者,足以敲碎关于民族的臆想,关于国家的幻梦。法国毕竟还是欧洲的先锋,可是如果没有关于极权政体的反省,没有冷战区隔的刺激,曾经的感觉和记忆也许不会被言说,不会被重构,更不会搬上银屏。这里无意作长篇大论,仅稍缀记忆,略言一二自得处。一:朋友看罢电影曾感叹主角们都未能捱到黎明,然而其实并没有黎明,只有无尽的黑暗。在前段,杰彼耶(Gerbier)和菲利克斯(Felix)还有助手比松(Bison)控制了那名出卖他们的年轻人,到了马斯奎(Masque)负责接洽的旅馆,最终用毛巾将他在椅子上绞死(马斯奎说已经备好桌椅以供查讯,而杰彼耶却摇摇头,以为不必审判)。当时还是白天,所以“行刑”时拉上了所有窗帘,等到尸体藏好后,再拉开窗帘,外面却仍然是漆黑,已经入夜了。这个细节是耐人寻味的,也已暗示了众人的命运。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那个告密青年被控制起来之后,即使是在他人当其面商量处死他的方法时,也丝毫没有反抗。如果单为求生,那么任何反抗所造成的声响都足以增加其生存的几率。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含泪啜泣,待宰羔羊,听话地把过去同志递来的破布含住。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他这样的表现根本在于他对于死亡是不够清楚的,这个青年大概从未深想过“死”为何物罢。而他也没有任何回旋的机会了,就算是这样的青春少年,在那种情况下,错不过二,亦无可悔改。二:曾经风光无限的飞行员弗朗索瓦(Francois)加入了抵抗组织,当他探望兄长吕克(Luc)时,虽然彼此含笑,却很隔膜,他觉得眼前的哥哥反而不如组织中的同志们亲切和真实。马克思对“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报以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嘲讽,可是人始终无法挣脱对它们的需要和渴望。不过新的时代会出现新的代替品,旧家庭让人恐惧,翻然似欲“吃人”,有的人于是投入到新的“家庭”中去。同志之情代替了亲情,但其中虚幻多于真实,为了安全,为了更高的目标,同志之间必然要抹去情分,生死相见。如说的冷酷些,这是社会关系的重抟,再露骨些,这正是异化。巧合又荒诞的是,吕克和弗朗索瓦真的是同志,当弗朗索瓦划一艘小船接驳“老大”到英国潜艇时,他生出一些奇异的感觉:如此重要的人物竟和位于组织末梢的他那么接近。晦暗的晨色,两人都看不清对方,等“老大”进入潜艇,灯光焕亮,正是吕克,弗朗索瓦的哥哥!或许可以说血缘仅只是一种想象,但是它无疑是最自然的想象,影片大概并非有意表明同志乃是想象之物,不过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三:杰彼耶对“老大”非常崇敬,战前的吕克精通音乐、数学(想必也精通哲学),有贵族般的修养和品味。在转移到荒野小屋的寂寞时刻中,陪伴杰彼耶的正是“老大”的几本数学著述。他反对吕克参与他们针对老同伴
玛蒂尔德夫人(Mathilde)的暗杀行动,他觉得沾了血的“老大”将会神圣不再。杰彼耶很失落,而这涉及到偶像的问题。宗教通常都会设置偶像,因为宗教必然具有彼岸性,设筏渡河,河不可渡,天国自然在来世。宗教精神的一个核心是置物以观想,非必庙堂中的煌煌雕塑是偶像,禅宗凝视一瓦一石,那瓦石即因人的凝视成为偶像,坚信某种主义者,那主义所悬之目标便是他的偶像。如果人将那个异于人而可依赖的东西“提升到意识中,表象它,思量它,承认它,就是进入宗教。”费尔巴哈(LudwingAndreasFeuerbach)在这里指的是自然,然而宗教的质料却不止于自然,不需要异于“人”,只要异于“我”就足够了。偶像驱使着崇拜者向其靠近,提供崇拜者以行动之动力。在杰彼耶和吕克乘潜艇赴英,在“自由法国”总部接受戴高乐授勋时,戴高乐的正脸几乎没有出现,只有硕大的背面。杰彼耶一个人站得很疏离,杰彼耶的偶像不是戴高乐,他的偶像是吕克。但当他要被枪毙,茫然向前奔去之时,求生之欲是如此强烈,一瞬间他忽然觉得即便是“老大”死了,他也依然想要活着。他已经冲破了偶像。四:玛蒂尔德夫人被捕了,此前的她沉着谋划,兼智与勇,曾经救过比松和杰彼耶的命。她自是不屈纳粹,可是钱包里却装着女儿的照片(此前杰彼耶提醒过她不要携带照片)。纳粹以女儿来威胁她,如不配合便要将之送往波兰军妓院。玛蒂尔德夫人屈服之后被释放,抵抗组织决定将其清除,可是比松和杰彼耶产生争执,人性和组织性即将无可调和,两人都准备出手击杀对方(比松当是过激,而杰彼耶却是真备了枪)。所幸匿于门后的“老大”出来了,以极具说服技巧的手段安抚比松。他说其实玛蒂尔德正是等着组织来杀她的(玛蒂尔德信奉的宗教不允许她自杀),否则何以并不供出重要线索,而要纳粹将她放出来重建联络呢?在巴黎冬日的大街,灰色轿车里的四人与玛蒂尔德再次相遇。比松举起了枪,玛蒂尔德的表情很复杂,惊恐,犹疑,又若释然(“老大”亲自来了)。吕克对玛蒂尔德的猜测符合组织的道义,但我更愿意认为玛蒂尔德没有料到曾经是她救过的同志此刻要她去死。理由在电影中已有所暗示,以玛蒂尔德的机敏和经验,依然没有把女儿的照片取出,这不是疏忽,而正是选择,不是对于组织的信念支撑她做抵抗运动,能给她最深慰藉的,无非是孤寂怯懦之时可以取出一阅的照片罢。杰彼耶不能理解她,玛蒂尔德的老道和勇敢只是浮于面,她既根柢于家庭和宗教,不到最后一刻又怎能相信组织是无情的。影片一开始集中营里的青年里格朗瑞(Legrain)问杰彼耶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吗?”杰彼耶从容而言:“不是,但我仍可有很多同志。”然而从属于哪个意识形态的指导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组织的形式,一个层级森严的有行动力的地下组织,无论其所认同的目标有多崇高,必然是以最理性的手段去维护。当组织性压过人性,便已酿成屠夫(杰彼耶之自喻)。人性的扭曲自可出于正义之名,况且很多人觉得他们真的行正义之实。阿伦特(HannahArendt)所说的“平庸之恶”不仅只适用于艾希曼(AdolfEichmann)这样的纳粹身上,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无论是集体无意识还是集体有目的,一旦放弃了个体之“仁”就是已沾了罪,已入了魔。唯有个人才是道德责任的承担者,杰彼耶们的罪与崇高,勇气和怯懦只有用死亡来洗清,死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尘网的解脱(影片正是如此安排)。抵抗和战斗在民族国家这个层次上是应该的,必要的,目前的人类亦难于超迈此层。只是正面的浴血犹是荣誉,背面的经营却见不得光,在这种状态下个人被更高的尘网笼罩,抵抗组织遭遇的伦理困境可能是一个死结,只能以孽还孽,以罪赎罪。“我欲仁,斯仁至矣。”岂不难哉?孟子云:“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圣人虽不为,魔道自乐为之,此皆尘网之恶。如果没有自由的秩序,世间必也满开罪恶之花。古代的尘网编织未密,所以孟子还可以假想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人,舜以君主“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以此达成伦理的完足。然而现代的尘网令人无所逃于天地,冲决罗网而不得,又如提线木偶被驱使,这是极哀的事。欧洲得感谢铁幕,否则他们的觉悟将不会如此之速。反观赤县,七十余年已过,酣醉沉迷之态,可奈何哉。丁酉季冬随安室记本文版权归作者隨安室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