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部队

人类的自相残杀有很多种方式，战争是其中最为合法的一种。二战时期法国的“抵抗运动”又是众多战争中尤其特殊的一段。正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下党活动，虽然也是抵御外族的战争，但却因为战争双方力量的强烈不对等，导致这些运动更像是一场弱者对强者的革命。如果你曾经问过十八岁的我“什么是革命”，我会让你去看贝托鲁奇的鸿篇巨制《1900新世纪》，因为那是革命加爱情的盛大传奇，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如果你曾经问过二十五岁的我“什么是革命”，我会让你去看莱昂内的《革命往事》，因为那里有格瓦拉式的孤胆英雄，演绎着浪漫主义的神话。但现在，如果你问我“什么是革命”，我只会让你去看梅尔维尔的《影子部队》，但你要忍受没有佳人的乱世，无人生还的结局，少言寡语的对白，以及暗淡阴冷的色调。在我看来，《影子部队》是梅尔维尔最为杰出的作品。电影的情节非常简单：这是一个以圣吕克和杰彼耶为首，包括马蒂尔德、弗朗索瓦等成员的马赛地区抵抗运动成员在斗争中先后死去的故事。有趣之处在于，片中所有的革命者都死了，有的被自己人处死，有的自杀，有的被敌人杀死。却并没展现他们对侵略者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换言之电影根本没有表现他们“如何抵抗”德军而只是表现了他们的死亡。所以，“抵抗运动”只是一种语境，让角色们处在一种“向死而生”的状态中，纵观片中角色，我们发现导演描述了叛徒之死带来的道德困境、哲人之死带来的理性困境以及诗人之死带来的直觉困境，三种困境将观众逼入思考的深渊，最终揭示了他微言大义般的主题。叛徒之死《影子部队》里出现的每一张法国人的面庞都是意味深长的，谁也无法仅用一两个形容词就能概括这些战士与叛徒、男人与女人、领袖与成员的脸谱。从影片甫一开始德军仪仗队踏过凯旋门带来的肃杀气氛，到影片结束时抵抗运动的战士们悉数死去，你会恍惚于这些面庞的确存在过吗？真的有这样一段故事吗？难道说，他们果然只是一个影子军团？这就是死者带给生者的种种疑惑。在这些疑惑中，叛徒之死似乎是最不会产生异议的。我们见惯了国产电影中处死叛徒的坚决与快意，“代表人民消灭你”简直成为了处死叛徒的咒语。有趣的是，在事后的追诉中，叛徒往往都是经受不住物质、美女、官位的诱惑才立场动摇而叛变的，这也正是《圣经》中关乎犹大的叙事伎俩。但在《影子部队》里，导演梅尔维尔在片子开始和结尾分别设置了两场对叛徒的诛杀，这两次诛杀恰好构成了特殊时期的道德困境。前一场处死叛徒唐纳特是电影史上的著名桥段，大家津津乐道梅尔维尔以外科手术般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一场谋杀。从选择行刑的工具，到讨论处死他的方法，直到处决他的全部过程，的确令人感到直白逼人。但这只能说是导演惯用的手法，《红圈》《大黎明》和《第二口气》中皆有这种优雅而细致的犯罪。在我看来，这场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最大程度的激发起观众的怜悯之心。没错，他是叛徒，但也是漂亮的法国小伙子，是曾经的革命同志。他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任凭处置，眼神里满是恐惧，直到恐惧凝聚成绝望的泪水。行刑的一刻颇为惊悚，为了避免被听到声音，行刑者们抱住腿按住手，用最原始的方法勒死了他。一气呵成的谋杀会让人产生巨大的悲悯之心，行刑者们也显然被深深震撼了，他们决定从此要随身携带氰化物，用自杀来防止背叛。但怜悯就是全部吗？非也。梅尔维尔的长远目的在于和日后处死马蒂尔德做类比。马蒂尔德是片中唯一的女角，她胆大心细，精明练达，且极具革命者魅力，她两次深入虎穴营救被捕的同志，并成功的救出男主角杰彼耶。任何观众都会在观影中和这位女中豪杰建立深厚的感情。但马蒂尔德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她作为女人、作为母亲与生俱来的母爱。她随身携带女儿的相片，于是当她也被逮捕之后，德军以她女儿的安危作为要挟，导致马蒂尔德也最终背叛。于是问题同时摆在杰彼耶等人和观众面前：是否要处死马蒂尔德？对于杰彼耶等人来说，处死马蒂尔德和处死唐纳特本质如一。没错，他与她都曾经是同志，马蒂尔德还曾是杰彼耶的救命恩人。抵抗组织内部也的确为此产生了分歧，但圣吕克以毫无置疑的理性——她如果不背叛就不可能被释放，尽管母亲保护女儿天经地义，但是人都会害怕死亡——决断了马蒂尔德必须死。圣吕克并指出，马蒂尔德自己也会选择被处死。对于观众而言，要接受这一决断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观众已经在观赏中和她建立了感情，知道她曾经的功勋，而且她背叛的理由是出于作为人性基础的母爱。尽管当我们得知她随身携带女儿相片时，就已经预料到她日后的背叛，但却难以接受她也要走向被处死的命运。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最初对叛徒唐纳特之死所产生的怜悯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物伤其类而已，只是同情却并非悲痛。假如我们也了解唐纳特的过去，了解他背叛的理由，是否也会产生像对马蒂尔德之死一样的痛苦呢？难道唐纳特死之前惊恐的眼神，和马蒂尔德死之前那个含义复杂的眼神有着本质的差别么？即使背叛不能谅解，我们是否也应不必像国产电影那般充满仇恨与快意么？所以，两场叛徒之死看似无关，其实却是导演精心设置的道德困境。这一困境反映了抵抗运动的真实情况是何等残酷，更在银幕上佐证了本片的主题：在极端时期如何面对死亡。我们有理由相信圣吕克的推断，相信马蒂尔德是自愿被处死的，因为唯有如此，道德困境才得以解围，她的死亡也被赋予了意义。哲人之死反复从死亡线上逃脱的只有杰彼耶，孔武有力的男主角，他本应是这类电影中常见的孤胆英雄，性格坚毅、经验丰富。在本片中，他两度被捕，两次都成功脱逃，我甚至也一度相信他能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单纯从这些情节来看，杰彼耶是一位典型的地下抵抗组织领袖。但杰彼耶最值得玩味的情节，是他两次站在死亡起跑线上的不同结局。在第二次被捕时，杰彼耶和一群死囚犯站在起跑线上，德军军官命令他们往前奔跑，凡是能在被身后的机枪杀死之前跑到前方标志物的犯人可以暂不处死，延迟到下一次死刑处决，和下一批死囚犯赛跑。杰彼耶决定不跑，德军一声令下，几乎所有的犯人狂奔而去，杰彼耶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的神情暗示了他内心的摇摆不定，此时德军朝他脚下开了几枪，他仿佛醒悟了什么，也拼命跑了起来。这次赛跑对杰彼耶而言可谓有惊无险，因为马蒂尔德犹如女神从天而降，和成员比宗一起拯救了他。但我们不禁要问：杰彼耶为什么起初不想跑？又为什么最终还是跑？在最后一次被捕时，杰彼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电影最后的字幕告诉我们，这一次，他没有跑，被打死在起跑线上。这一次，他为什么终于选择了不跑？这恰是杰彼耶像一位哲人的地方。电影并未交代他从事抵抗运动的动机，但我们还是能看出他与其他成员的不同。例如成员比宗只是一名合格且忠诚的杀手；例如菲利克斯，他曾说参加抵抗运动“没什么理由”。但杰彼耶不是。参加抵抗运动是他在当时极端恶劣非人的现实中，得以感受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生活方式。换言之，只有抵抗运动才让杰彼耶获得永恒的道德感。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影片最初，第一次身陷囹圄的杰彼耶和一群身份各异的人关押在一起，他们有药剂师、商人以及伪政府军人。这些人一见到杰彼耶就抱怨自己被关押纯属冤枉，因为自己都是良民顺民。显然，面对这些欲为亡国奴而不得的人，杰彼耶一下子就站在了道德与理性的制高点上，他有理由对这些狱友鄙视，就像理性人鄙视行尸走肉。特别是当他离开的时候，脸上充满着自信的微笑，嘲讽他们是一群废物。这种自信就是他通过抵抗运动这一行为获得的生存感。所以，他选择不起跑有两层原因：首先，在德国人面前通过跑赢其他法国人来获得延迟生命的机会，这既不道德，更是屈辱；第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理性告诉他，死亡并不可怕，生不如死才难以忍受。他在内心说：“我了解我的心情，我很放松，我不想跑。”正是这种理性产生的道德构成了他从事抵抗运动的真正动力。其实杰彼耶并非哲人，他是哲人的门徒。圣吕克才是真正的哲人，他是一个陈独秀或瞿秋白式的革命者，来自书斋，又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影片中，圣吕克的初次出场就是一位书斋学者的形象，借用他的弟弟弗朗索瓦的眼睛，我们看到了那古老的法国公寓，豪华的书房，四壁皆书，相间摆放着音乐大师和历史名人的头像雕塑。圣吕克宛如出世的学者，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此时背景音乐也适时的奏响交响乐，令这间书房宛如世外桃源。弗朗索瓦始终认为自己的哥哥是个书斋里安静的学者，却不知道哥哥还是抵抗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其实弗朗索瓦也没有错，圣吕克的确是学者，他著述的几本书是杰彼耶的圣经。在影片中，杰彼耶在被捕前充满感情的拿出这几本书摩挲赏玩，有《科学理论》《公理与形式主义》《超限与连续函数》等。从题目来看，这些书属于二十世纪数理哲学的流派，但嗅觉灵敏者一定能嗅到哲人康德的味道：用超验的纯粹理性来行使道德律令，用数学般完美的逻辑来决断凡间事件。康德墓志铭曰：“我所仰止者，唯苍穹之星空与内心之道德律。”是故，作为电影中理性化身的圣吕克正是通过这种纯粹理性来指导革命实践。他在下令处死马蒂尔德说“理性永远是正确的”，就是他的自况。但这种理性免不了被人认为是冷血。杰彼耶亦然，他处死叛徒，号召大家自备氰化物等行为都表现了理性的冷酷：只要是符合道德理性的事情，在感情上不论多么无法接受都必须去做，“神是不存在的”。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冷血，这是梅尔维尔构造的理性困境：他把被德国占领描述成一种最极端最非道德的生存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的人都是非人的，要想从非人解放出来并且重建道德，只能通过理性。理性告诉他们，必须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为自己的“生存”选择理由，否则就得接受“生不如死”的命运，沦为杰彼耶狱友那样的行尸走肉。他们必须寻找通往自由的出口，那怕伴随着自由的是死亡，这个出口就是抵抗运动。但是，杰彼耶第一次在犹疑跑还是不跑的时候选择了跑，那虽然只是摇摆不定的一瞬间，却陷入了“生不如死”的信仰屈辱，没能实践他从圣吕克那儿继承的理性决断从而发现了理性的局限。虽然他恰好得救，但这种得救又何其侥幸。在第二次选择的时候，他坦然的选择了不跑，也就选择了死亡，也就选择了永恒的道德。当然，他第二次他拒绝跑的另一个原因是：理性告诉他，能够营救他的女神已经死了。诗人之死与马蒂尔德之死带来的痛苦，杰彼耶之死带来的深刻不同，让•弗朗索瓦之死充满着迷惑。他好像乱世里的行吟诗人，忽然被挟裹进生与死的激烈碰撞，但他非常轻松的做出选择，直到最后背负着化名在监狱里默默死去。在我看来，弗朗索瓦是片中最具浪漫主义气质的人，他从参加抵抗运动到走向死亡，每一步的选择都仅凭直觉。与他哥哥圣吕克那严谨、明晰的理性截然相反。但我们要追问的死，弗朗索瓦这位诗人之死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弗朗索瓦并不是有目的、有信念的抵抗主义者，他用直觉来感受生与死。我们记得他曾对圣马可轻描淡写说：“今天早上有两次我与死神擦肩而过。”边说边笑，但他以一种诗性或感性的自由来触摸死亡，丝毫不惧死亡的阴影。当然，最典型的行为是菲利克斯被捕后他的自我举报：表面上看，弗朗索瓦知道马蒂尔德希望有人通知菲利克斯做好被营救的准备，所以才故意举报自己并被捕入狱，从而给菲利克斯通风报信做好等待营救的准备。但疑点在于，他为什么不和马蒂尔德等人实话实说呢？甚至还要谎称是因为胆怯而退出运动呢？如果说他是为了菲利克斯的友情，那他就更应该用一种理性、现实的方法来营救挚友，而不是历尽千辛万苦只送了半颗氰化酸丸。然而，这或许正是诗人的秘密所在，我们不应对感性的直觉作出过多解释。对梅尔维尔来说，弗朗索瓦是哥哥圣吕克的反题，一个是直觉的诗人，一个是理性的哲人。他们虽然感情深挚却完全属于两种世界，然而，不论是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都选择了抵抗运动。这就是导演想说的通向死亡的殊途同归。用他们方式不同但相同的结果来暗示抵抗运动的意义所在。但对弗朗索瓦而言，他拙劣的营救宣告了直觉的困境，这直接导致他最终身负一个化名无声无息的死去。观众的复活银幕上的诸人之死换来的是观众的复活，因为所有的困境都必须等待观众解围。梅尔维尔从没有像《影子部队》一样，在片中给观众留下如此多的十字路口来进行抉择。从处决叛徒唐纳特，到杰彼耶的第一次奔跑；从弗朗索瓦运送发报机，到大家商讨营救菲利克斯；从弗朗索瓦的投案到讨论马蒂尔德的命运，电影几乎每一个情节的进展都是通过“选择”来完成的，梅尔维尔给观众留下了足够多的时间、足够长的镜头和他一起思考如何做出决定。这不再是他招牌式的沉默寡言，而是充满着纠结与矛盾的时间留白。这就会想起梅尔维尔与其他“新浪潮”导演的不同，仅从对观众的态度而言，大多数“新浪潮”导演使用电影技巧是为了创作一部“作者电影”，并不过多考虑观众的感受，但梅尔维尔这次很不一样，在他的银幕之下，试图吮吸视觉鸦片的观众们被从幻梦中复活了。他们和导演一起思考，和角色一起感受战争时期极端的非人状态，一起试图通过选择“tobeornottobe”来介入道德困境。所以，一个认真的观众肯定不会只看到抵抗组织成员的冷血、软弱、背叛；更不会认为导演否定抵抗运动的价值。尽管主角们走向死亡的道路各自不同，也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但这些死亡最终指向同一个背景，那就是抵抗运动这一特殊的政治情境。抵抗运动既是赤裸裸的革命，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其烈度和强度导致身处其中的人必须被异化，直面他人的死亡与自己的死亡，选择处死别人以及等死。梅尔维尔在处理几个人物之死的问题上，超越了抵抗运动作为历史事件的悲剧，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道德和哲学问题。答案就是：尽管他们向死的方式都不同，但他们都是向死而生，都是通过走向死亡来实现自己生存的意义。只有死亡才能突破所有的困境，才能映射一个令人恐惧的时代。所以，电影仅仅描述了生与死的抉择，就勾勒了一出永恒的悲剧。梅尔维尔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所谓悲剧就像你身处一个死亡随时到来的黑帮世界或是战争般的非常时期，而《影子部队》的角色正是这样的悲剧人物，从一开始你就应该明白。”或许正如中国观众对反映抗日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格外挑剔不容易买账，《影子部队》在1969年的法国也并不卖座。众人熟知本片是因其在2006年的美国大受好评，甚至获奖无数。其实早在1990年代，法国本土就已经在对梅尔维尔的纪念中重新发现了本片，由法国StudioCanal公司进行了修复，各国的文艺青年也早就对此片乐道不已。我认为，在梅尔维尔的诸多作品中，《影子部队》主题最为深刻，影像风格也最为成熟，我们根本无法单纯的用诸如“黑色电影”“典型的梅式风格”等来贴标签。当然，本片另外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演员的选用。尤其是杰彼耶的扮演者里诺•文图拉和饰演圣吕克的保罗•莫里斯皆为我钟爱。文图拉数次出演梅尔维尔的影片，无论正邪皆有魅力，而莫里斯那种令人过目不忘的表情，深邃、智慧，令他举手投足就仿佛在世哲人。当然，这二位并非首次合作，早在《第二口气》中他们就展示了精彩的对手戏，而这次他们同属《影子部队》，并一起直面死亡。相信我，尽管影片中他们在伦敦一起观看了《乱世佳人》，但他们之间绝对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刊于《看电影》2011年第13期“经典礼拜”栏，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