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迎合西方口味的“好故事”

书买了很久，一直没时间看完。昨天又买了作者新作《灿烂千阳》，看到第八章，觉得有些疑问。为了了解更多的作者想法，于是把早就下在硬盘里的电影看了。结果非常失望。作者对于阿富汗日常生活的体验是肤浅的，或者他在刻意回避什么。在这个信仰传统悠久的国度，即使没有塔利班上台（电影中的所谓神学士政权），宗教仍然深植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在电影中，童年的阿米尔(赫立德·阿卜杜拉饰)家似乎不是生活在阿富汗，而是今天的美国——生日舞会，西装领带，福特车……童年一切美好的记忆都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大多数阿富汗民众的生活记忆和体验，即使在1978年苏军入侵前，阿富汗大多的老百姓仍然生活在浓郁的伊斯兰传统中。而这点在阿米尔童年的记忆里几乎没有，作者需要回避什么？或者，如果没有回避，我只能说作者的童年生活体验对普通阿富汗人来说是一座永远无法企及的“空中花园”，那这个故事又有什么意义？电影把父亲塑造成一个正直勇敢富有爱心的人，花钱造孤儿院，敢于在武装的侵略者面前保护自己的同胞。然而也借他的口，攻击劝人们戒酒的毛拉，是群自己都不懂经典里说了什么，而只会拨动念珠的人。作者这种把勇敢富有爱心和虔诚信仰者巧妙对立起来的设计，不禁让我想知道，在书写这个感人的故事背后，作者究竟想告诉读者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塔利班政权的执政并不成功。一群年轻的宗教学生，确实太小看执政的复杂性。他们简单的把自己所遵守的宗教戒律推行到全体人民头上，以简单的甚至粗暴的方式处理世俗与信仰的关系。但他们并不像电影中描写的那样是群没人性的怪物。任何人都有自己家庭，好友和童年，作者在描写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被他推到对立面上的“神学士”武装人员的童年。他们不过是一群认定通过严格执行宗教戒律可以恢复国家统一和尊严的年轻人，作者不必把所有的丑恶事物都堆砌到他们身上，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电影中把小时候欺负阿米尔和哈桑(AhmadKhan饰)(AhmadKhan饰)的阿瑟夫写成了今天塔利班的小头目，并最终遭到了被射瞎一只眼睛的惩罚。我奇怪作者在救赎自己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救赎别人？当年，阿瑟夫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少年，他欺负阿米尔和哈桑，不过是孩子间常有的事情。为什么他就要最后变成一个娈童的变态神学士？事实上，正是塔利班执政时期，净化了阿富汗的社会环境。塔利班按照伊斯兰法律公开处死娈童和鸡奸者，使这一在中亚地区自古以来盛行的丑恶现象大为遏止。塔利班禁止栽种毒品，使全世界毒品交易一时吃紧，只到被美国推翻，阿富汗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毒品原料基地。塔利班确实禁止人民放风筝，但那不是因为放风筝本身有什么错，而是一些人利用斗风筝来进行赌博，导致很多家庭家破人亡。作者为什么不交代这些背景？哈扎拉人被认为是古代进入阿富汗的蒙古军队后裔，长相有明显的东亚或者说中国特征，但他们皈依伊斯兰已经几个世纪了。生活习俗已经和阿富汗的众多民族十分相近。苏联人撤出后阿富汗的混乱，很大程度是军阀间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作者所认为的民族间的矛盾。作者刻意突出哈扎拉人和占阿富汗大多数的普什图人间的矛盾，只是想帮西方推卸因他们的干涉而越来越复杂的阿富汗乱局的责任。在塑造对立面的同时，作者也在刻意美化己方的错误。父亲和仆人阿里的妻子通奸，有了哈桑，让所谓自己最好的玩伴戴绿帽子，却不需要为此负责，仍然可以以正直无谓富有爱心的形象站立在故事里。阿米尔的妻子年少无知，和人私奔，未婚同居，却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知心爱人”。作者想告诉观众什么？始乱终弃者才是有人性的？才是有爱心的？那一个忠于自己家庭和妻子的人又该得到什么样的荣誉呢？看完电影，才明白一种价值观的巧妙输出。作者借怀有民族歧视观点的将军岳父之口，把写小说和编故事等同起来，似乎是想为自己正名。但这个故事编织未免太“精彩”了——共产主义苏联的入侵结束作者美好的童年，奉行穆斯林固有信仰的神学士们造成了今天的苦难。只有在美国，有所有一切美好的——读懂阿米尔的温柔妻子，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和在海滩放风筝的自由。作者暗中告诉了我们福山的观点，美国的制度，是人类最后的，也是最完美的制度。在友谊、亲情和人性救赎的脉脉温情下，西方文明已然在文明的顶峰上巍巍站立，俯视其他“野蛮文明”，好不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