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读/可写之爱情

大卫是大学教授兼艺术批评家。他给康斯薇拉上的第一课便是罗兰·巴特。“艺术品是否因观赏而变得不同？当然。因为我们将自己的经验带入了艺术品。”毕业酒会上，大卫取出戈雅的画作，快速翻过《裸体的玛哈》而最终停留在《着衣的玛哈》，他说康斯薇拉的眉眼像极了玛哈。镜头里的康斯薇拉在大卫清晰的面容后变得模糊，此时她已成为大卫艺术批评里的一个对象而非爱情对象。抚摸着康斯薇拉曼妙的曲线，大卫说：“你是艺术品。”，康斯薇拉幸福地重复着这句承载着深渊的赞扬，似乎她不再“不知该拿自己的美丽如何是好”，下意识地放任自己成为艺术品，最终在影片末尾摆出了《裸体的玛哈》的姿势。衰老？衰老意味着什么？大卫一直在问。与康斯薇拉30多岁的年龄差距显然不是这段爱情悲剧归宿的根源，这个借口只能指向生活中琐碎的矛盾细节。症结是衰老成为了一个批评立场，是我们带入艺术品的经验。而大卫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对康斯薇拉的爱情进行结论性批评。他认为：康斯薇拉早晚会被年轻男人带走，因为我也有过20岁，我理解年轻的状态。康斯薇拉在骗我，与弟弟的约会是她与其他男人亲热的借口……纵使康斯薇拉在影片中呈现出对大卫的一往情深与忠贞，大卫的担忧也未必就不会成真。毕竟在二人分离的两年里康斯薇拉还是交了男朋友，只是碰不到如此沉迷与热爱她身体的人。然而爱情可以批评吗？影片显然刻意构筑了大卫的爱情态度与罗兰·巴特美学理论的复杂交织。巴特认为，古典的写作方式制造“可读性文本”，使作家和读者处于分离状态，因而读者往往无所事事，完全处于被动，是一种单纯的消费者。而现代写作应是“零度”的，这种文本被称为“可写性文本”，其意义并不客观存在，须通过读者对文本的重写而获得。因此读者便由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康斯薇拉显然成为大卫的“可读性文本”，他始终站得很远，默默消费这一美丽的艺术品。他宁愿把康斯薇拉变成照片收藏，却故意视而不见她的唇语表白。对婚姻的恐惧成为安全稳固的批评基石，对于过往经验的依赖并非因为经验可靠，而是因为选择经验是轻松之道。“可写性文本”大多是晦涩的，如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它挑战我们的安全感和惰性，所以多数人望而却步。大卫困惑自己处于康斯薇拉的爱情之中始终无法判断和看清：这便是爱情的本质，爱情只能是“可写性文本”——它将废除任何批评，是一种永恒的现在时，任何后果性语言都不能在此立足。“现在时”是爱情永恒生命力和无穷开放性的另一种表述。影片把这句深刻的论断交给了大卫的老朋友，放荡一生的乔治口中：“你是以过去时来谈论康斯薇拉的。”其实大卫和康斯薇拉的爱情谈不上悲剧，除非你站在超人类的高度俯视。康斯薇拉因癌症失去双乳，未来生死不定。延续着的美丽令人心生不安和嫉妒，而美丽的灭亡将带来安慰。康斯薇拉是《着衣的玛哈》，是《裸体的玛哈》，康斯薇拉也将是不再美丽的康斯薇拉，而她的最后美丽留给了大卫的相机，完整了他永恒的收藏。死亡将使大卫变得释怀。如今他反身再去欣赏自己和康斯薇拉的爱情，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他们爱过。然而死亡从来没有改变现实的能力，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是大卫带入艺术品的终极经验。艺术品死亡了，拍卖和转手将不再进行，结论带来安宁，而惋惜不过是另一种审美。将爱情视为“可写的”也许是一种救赎，但勇敢和勤奋的太少。这种爱情将使“爱情”这个词失去意义，使能指和所指断裂，意义仅在相爱的两人间被不断重写和定义，变为极端个体并排他的私密感受。最后，一个胡扯的悖论：零度写作是不动声色的，感情色彩薄弱。因为读者在阅读中会被寻找意义的动机驱使，而不得不给意义晦涩的文本强加意义。喜欢零度写作的读者大多数是勤于思考的，并对自己的感触反复纠缠耿耿于怀，沉迷于可能性的无限与朦胧。那么，如果有零度爱情，那便是一种暧昧又冷漠的态度，暗含着不确定与多元性的神经刺激快感。有点时下流行的“亚情人”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