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铁逼是钢，一阵不装憋得慌

阿多诺在谈论勋伯格的quot;无调性quot;(atonal)音乐革命时，说到这种革命的意义即在于：一旦它发生了，便不可能再回头了。当然作曲家可以继续写“有调性”的音乐，但它已经失去了之前的那种没有反思的直接性：这种重回“有调性”的谱曲只能当做对“无调性”的不满，再也不能是它自身了。因此任何假装这场革命未发生过的作曲家（例如拉赫玛尼诺夫），就免不了给人虚伪的怀旧感。罗伯-格里耶与“新小说派”对巴尔扎克式小说的革命意义亦在于此。即便你写的像巴尔扎克一样好，但无视既有的革命，仍然沉侵在18世纪“故事性”小说的写法里，就是虚伪不真诚的烂小说。顾彬对莫言的批评就是这意思。这就像中国目前满大街的仿古建筑，它们只能被理解为对49年以来苏联共产式建筑风格的不满，作为建筑物本身就只能是糟糕拙劣的仿冒品。如果说新小说派与勋伯格的音乐有许多相似点应该不是没道理的。事实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配乐本身就是无调性的。电影亦是由大量的断片拼凑而成，镜头与表演具有极强的形式感，现实不再是黑格尔断言的那样由概念演进成为具有必然性的整体，而是以阿多诺的方式呈现：现实只能作为一种“碎裂的”与“断片的”总体性的形式出现。作为出了名的“瞌睡片”，这电影可以说是敌视观众的。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看不懂”，因为观众本身在这里就被作为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给处理了。碎片的、非理性的、梦呓式的表现，就是为了不被整合、编织到大他者的叙事里去。每一段碎片都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对话不知所云也没有逻辑，就是为了不满足观众在一个完整故事里能获得到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从人类编神话的年代就开始寓于故事中了。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20世纪经历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的摧残，哲学和艺术也合乎情理表现的特别反对同一性和合理性。纳粹喜欢剧场感和故事性很强的瓦格纳，毕加索就丢给他们一个支离破碎的《格尔尼卡》。梦呓与癫狂成了个人的避难所，不会也不能被编排到极权主义的故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