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这样一个反乌托邦

初秋，三部默片时代德国电影的扛鼎之作——《浮士德》（1926年）、《柏林：大城市的交响乐》（1927年）和《大都会》（1927年）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屋顶上相继与观众见面，这次百老汇与歌德学院联袂推出的露天电影季因之得名“屋顶上的大都会”。其中，科幻巨制《大都会》作为默片时代皇冠上的明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名录《世界的记忆》收录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这次电影季放映的2010年最新修复版是第一次与首都的观众见面。有一支电子乐乐队，北京这座杂糅的后现代大都市滋养的乐队现场为电影配音，在电影院所在的后现代风格建筑空间里，从魏玛德国远道而来的黑白“大都会”与这座真实的城市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弗里茨•郎的《大都会》回来了当年读《红楼梦》，读至八十回而止，幻想有一天翻开报纸，看到出土墓葬里找到了曹雪芹自己写的后四十回。如此不着边际的白日梦在《大都会》这里成真了。剪辑成就了电影，而电影也会因“剪刀手”而受伤。作为默片时代最昂贵的电影，《大都会》在剪刀下的命运，也如大片一般跌宕起伏。1927年1月，德国UFA电影制片厂启用名导弗里茨•朗历，经18个月，耗资500万帝国马克，发动37000名群众演员，耗费200万英尺胶卷摄制完成的巨制《大都会》通过审查，在柏林试映，长度在153分钟左右。同期，负责影片海外发行的美国派拉蒙公司高层看过复制拷贝后，认为故事复杂、片长过长，动手重新剪辑，剪掉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胶片。在德国，《大都会》票房惨淡，UFA参照美国版本剪出了一个长度相近的新版，在当年8月大规模公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公众见到的都是重新剪辑后的版本。体现弗里茨•朗最初创作意志的那一版《大都会》，成了一个失落的传说。从1969年到上世纪末，《大都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修补工程。一度人们认为收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2001年茂瑙基金会版本，就是当代人在残存胶片上施展的极致了。然而，在遥远的阿根廷，一些电影爱好者看了布宜诺斯艾里斯电影博物馆馆藏的《大都会》之后，却抱怨电影画质差不说，还长得很，有两个多小时。2008年，一位新上任的博物馆馆长听过这个说法，上任后在片库中找到了这个拷贝，发现确实多了大约半小时没见过的内容。一度茂瑙基金会保持沉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消息证实后，他们再度着手修复，这份拷贝是四十年前转制为16毫米的复本，画质当然远远不如35毫米规格的原版，而转制时没有清理的灰尘和刮痕，也不可避免地留在了修复版的画面上，少数损毁严重的片段，比如大都会之主强•弗莱德森与狂人科学家卢特旺的一场打斗戏，不得不用字幕的形式表现以串起前后的情节。新发现的情节段落插入联合国收录版本，银幕上两种画质的对比更加清晰地表达出作者最初想说，而没能完全说出口的话。不被认同的反乌托邦童话1984年，苹果公司的一支广告片从小说《1984》里借来用以暗指IT巨头IBM的“老大哥”，而在银幕下聆听“老大哥”训话的“沉默的大多数”，拖着机器人一样沉重划一的步伐，显然是从《大都会》里借来的。弗里茨•朗的团队比《1984》早二十年用当时德国表现主义的手法搭建起了影像的反乌托邦。与空中花园一样和谐美好的乌托邦相反，反乌托邦（anti-utopia）讲的是在未来社会中滥用的技术怎样奴役了人，导致人类的精神家园沦丧，不同的反乌托邦，主要区别在于奴役的方式、也就是统治者用以控制大众的方式不同：《1984》用的是沉重的枷锁，而《美丽新世界》用的是轻盈的感官电影。这虽然是科学幻想，但反映的是现代人真实的恐惧：20世纪的科技大发展和随之而来社会结构巨变与时局动荡，让人们开始反思启蒙时代不容置疑的科学与进步两大时代主题。朗的反乌托邦是一座2026年的大城市，这个城市由以乔•弗莱德森为首的资本家统治，人为地分成了两个世界，资本家居于地面上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里，他们是城市的“头脑”，指挥维持城市运转的机器系统，而操作机器的工人们在地下城终日麻木地劳作，愤懑而彷徨。在隔绝人间疾苦的“永恒花园”里浪荡嬉戏的弗莱德森之子弗雷德，与工人之女玛利亚偶遇后，追随她深入地下城，体会了工人的苦况，回到地上向父亲控诉。而弗莱德森由此发现工人们集结起来聆听玛利亚的演讲。他让科学家卢特旺将一个半成品机器人制成玛利亚的摸样，利用她的影响蛊惑工人暴动，以便镇压。而卢特旺出于私愤，假装同意，目的却是让机器人煽动工人毁灭整个大都会，工人们在盛怒下摧毁机器引发了大洪水。在展示科技对人的桎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大分化之后，与《1984》与《美丽新世界》不同的是，《大都会》的重心不是置疑和颠覆，而是调和。在结尾，弗雷德将父亲和工头的手拉在一起，让大暴动的阴谋消于无形。“脑和手的调节者一定是心！”在今人看来，《大都会》的题词跟1926年茂瑙的《浮士德》结尾占据整个银幕的“爱”字有一拼——同样是技术奇观巨人般的躯壳套着孩童般天真的灵魂，比比谁更幼稚，是轻易挫败魔鬼阴谋的小情小爱，还是初尝人间疾苦就能抹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鸿沟的公子哥？即使在最初上映的时代，《大都会》也被视为形式大于内容的技术奇观，华丽而无情，宏大又轻佻。八十多年前的第二个剪辑版本，依然门可罗雀，UFA因此几乎破产。然而，纵是无情也动人。《大都会》在后世成了默片时代德国电影和科幻电影的标杆，激起了一代代人的观影热情，原因也许在于它从来都不能说是“过去时”，而更近于“完成进行时”。在它宏大冷峻的反乌托邦框架与轻飘飘的童话结局之间的裂隙，也让它与后人的对话有了更多的空间。科幻外衣下的现代启示录《大都会》在科幻影史上的地位一言以蔽之：后世任何一部想象未来城市的电影，都很难说走出了它的影子。后世的影人不断在朗打造的框架下创造自己的未来之城。摩天大厦之间穿针引线的城市交通轨道在《第五元素》和《蝙蝠侠》里，永远在冰冷的夜里不见白日的城市在《银翼杀手》里，可视电话在发明之前不少科幻电影已经将它当成了标配。而星球大战系列的机器人C-3PO和MV里带金属胸罩的麦当娜造型雷同，是因为二者都借鉴了卢特旺的机器人形象。然而，用最新技术创造的未来奇观，为何包裹这样简单陈腐的意识形态？电影中的大洪水、巴别塔、活起来的死神与七宗罪雕像，不能不让想起《圣经》。有人将《大都会》与基督教教义对照后发现，它比科波拉的那部电影更当得起“现代启示录”这个名字。《启示录》是《新约》的最后一章，写的是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大举进犯人间，预示七重封印被揭开，撒旦会开放地狱之门，毁灭现存的物质世界，而上帝终将战胜撒旦，所有不信上帝的人即将受到最终的审判，一个新的世界从天而降。在朗的版本中，大都会之主弗莱德森是主，两个玛利亚分别是真先知与伪先知，卢特旺是撒旦，而弗雷德无疑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通行版本删除的，主要是密探“瘦子”的支线、大洪水的部分段落与弗莱德森与卢特旺的私怨。原来，卢特旺的机器人造成了女性，是为了复制他爱过的女子海尔，她是弗莱德森的妻子，弗雷德的母亲。玛利亚与海尔的对应关系，让这个角色更接近这个名字的宗教意义。玛利亚作为先知给工人们布道的，是一个不同于《圣经》的巴别塔故事，巴别塔在她口中不是人类对上帝的冒犯，而是出于赞美主的目的修建，塔的倒掉也不是因为上帝让人们语言不通，而是因为劳力者不理解劳心者“奇妙的构想”，反抗艰苦的劳作。在《大都会》的作者看来，暴力反抗只会引发大洪水一样扫荡一切的灾难，解决地上与地下两个世界的矛盾，在于“理解”二字。也就是说两个世界的分化就其本质而言并无不妥。统治者的“头脑”可以替千千万万人思考，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大众应当承受机器般的劳作。难怪希特勒和纳粹的宣传头目戈培尔会喜欢《大都会》。但是，尽管《大都会》有这样的思想倾向，尽管《大都会》的编剧、朗的妻子多年后加入了纳粹党，与他分道扬镳，也不能由此推断这部大萧条之前的电影是在为纳粹思想鼓与呼，就像不能因为大都会的城市景观设计主要参照了纽约，就说电影是在谄媚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纳粹党上台后就是这么给《大都会》粗暴定性的。也许只能说，是在战后的颓败中迸发出野蛮生命力而又在大发展中困于内在冲突的魏玛德国，乃至整个生机勃勃又危机四伏的二十年代西方社会，生养了这样一部丰沛充盈又满是裂隙，可以引发无尽解读的作品。后人看《大都会》，看到的不仅是一座20年代人想象的未来城市，不仅是赋予影片灵魂的纽约与柏林，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幻想中的城市。————唉，可以说的太多，好像没开始写就结束了，也没写出什么新东西，更像是资料梳理了。btw，一点题外话。看片的时候，我前后左右看看，原来处在小钙（疑似！）和老外的重重包围之中！老外看到小钙们，就开始讨论钙话题，什么你有钙友我也有钙友blabla...苏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