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颠倒乾坤》和《碰撞》中看电影的消解和激化两种倾向

列宁曾认为电影是最好的武器。而这一点在随后的苏联电影中得到了印证，苏联利用电影的力量完成了许多其它艺术形式完成不了的事情。如今苏联电影的继任者俄罗斯电影没能继续这种辉煌，随后的发展乏善可陈；而在另一边美国电影则继续着这一信条，用电影作为对外文化侵略和对内意识形态的“武器”。再把目光放到动荡不安的中东，那里似乎除了真枪实弹的枪支，也就只有电影可以击穿人的胸膛了。本文选取了两个典型电影，来论证美国电影如何用电影来消解后种族主义，而中东电影如何用电影来发泄和激化的。笑声中释放弗洛伊德认为笑具有一种释放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疏解一个人的压力。作为产生笑的喜剧，自然也起到了释放社会整体压力的泄气阀的作用，当社会被什么所压制的时候，进入喜剧片，观众在哈哈大笑中释放了压力，于是矛盾便被化解了。从喜剧片的开始就是如此，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和《城市之光》中塑造的流浪汉形象，在笑声中实际上完成了一种与外部身份的和解：一方面身为移民的他试图获得别人的认可，一方面其抵抗社会和权威以期望获得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体制，这种在电影中的矛盾成为了其电影的主要喜剧元素的来源。于是这种明明尖锐的民族多元融合的矛盾被弥合了，这种差异之间通过喜剧得到了沟通，情绪被释放。时代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矛盾越来越激化，经历了60年代的完全性的爆发，已经到达了一种近似于蒸汽机械的结构，稍不留意就会酿成惨剧，于是作为泄压阀的喜剧开始轻轻的释放在蒸汽机械中的“蒸汽”，让火热的“蒸汽”慢慢的排出结构，让整个机械达到秩序，从而完成对社会问题的消解。其中《颠倒乾坤》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颠倒乾坤》成功的完成了一次反种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情绪的消解。故事的内核改编自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一位白人股票经理人和黑人流浪汉在杜克兄弟的打赌之下，交换了身份，流浪汉成为了其公司首席经理人，而原来的经理人沦落为无业游民。剧情发展，两人逐渐意识到真实情况，随即联手展开复仇，利用两人的能力扳倒了老板完成复仇。杜克兄弟之间的赌约是关于一个人先天的遗传是否是决定财富和贫困的唯一因素，为了完成这一赌约，他们先是利用权势将经纪人投入大牢，又从街边随便抓了一个黑人作为他们的股票经纪人，这样的赌注实际上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的真实源泉：资本的反复无常以及资本家们的自私自利和冷漠无情。当这种揭示以一种嘻哈打闹以及财富奇观化的影像呈现的时候这种揭示和表现立即就被消解了，甚至在他们完成了对杜克兄弟的复仇之后，所营造出的畅爽感掩盖住了之前的社会矛盾的揭示。最后当黑白两人连同曾经的资本主义代言人的管家一起在海岛上享受着资本主义的沉溺的时候，贫困消失了，他们最初所代表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也消失了，留下海岛、沙滩还有歌声。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试图摧毁这个体系，而是利用体系，最终证明了这种体系的可行性，实际上仍然是美国梦的再版：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另一方面，在黑人出场的时候，警察对待白人和黑人不同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后种族主义的倾向，但是在黑人成为了经理人之后，人们对他的态度就像是现在社会对待黑人问题的态度：表面毕恭毕敬，对问题闭口不谈。但是当杜克兄弟在厕所里秘密对话的时候，所有针对黑人肮脏的话语都破口而出，种族主义从来没有真的消失，随后的结局中同样也对这种后种族主义进行了消解，黑白联手实际上就代表着自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之后的黑人民权运动的一种理想。两人携手，亲如兄弟，完成了最后的复仇，在阳光明媚的海岛上一起享受日光浴。刚刚还极其尖锐的种族主义矛盾烟消云散。当社会呈现出一种缺点和不足时，喜剧为这种缺点和不足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填补，最终的目标就是消解掉这种匮乏或者解决掉问题，让这些无序的东西暂时回归到有序的状态。情绪的“激化”埃及，这个自21世纪以来政局一直不稳定的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中也未能幸免，各方势力纷纷登场，军警民情绪都像是随时爆炸的火药桶，一年之内数次处在风雨飘摇的游行示威之中。《碰撞》就是立足这一次混乱的时局，从美国记者被抓捕起，到整个囚车被民众掀翻结束，电影似乎在影片中给出了无数的答案，但是最后都化为乌有。电影很精妙的选择了街道这一在阿拉伯之春最为具有特点的空间，并将选取了一个最能代表混乱的角落——囚车，导演将摄影机始终放在囚车中，囚车这个场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暴力象征，自然而然里面的人想逃亡出去的，而由于游行者和警察的不可调和的关系，在外面的人既是想要砸碎的，又是想要拯救的。矛盾之下，甚至没办法到达监狱的囚车就漫无目的的在整个城市游荡，就象征着埃及找不到根基的国家政权。通过这样一个场域的营造，作者让不同势力的人产生了交集，通过交集，完成了每一个可能的未来的答案，然后在结尾逐一破灭，最终在群情激昂的激光灯下，囚车倒转，人们失去身份。埃及回到原始。影片在人员的构成上，25个身份各异的人，他们被以各种理由被逮捕，包括：美国记者，埃及底层游行示威者，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甚至时作为暴力象征的警察也因为怜悯而被投入囚车。在这种人员的不断的流动之中，影片呈现出一种浮世绘式的社会画卷，徐徐展开，首先立于眼前的是矛盾和冲突，每一个成员进入囚车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思想不同的人对抗争斗，以至于流血。象征着埃及目前正在所遭遇的境况一样——混乱、无序。当画卷过半，冲突也在警察的干涉下不得不停止时，立于眼前的似乎是这个国家未来走向的答案：交流和包容，他们在不等不平静下来放弃所有信仰和民族成见的时候，互相交流成了唯一的方式。互相打趣起外号，说起以前的日子。但是最后最终他们的囚车被开到了游行群众的中央，所有曾经的和解和容纳，在这个极端封闭的空间中消散了，游行群众群情激愤誓要砸碎囚车以示对国家之恨，然而在囚车里被砸碎的却是好不容易达成和谐的“未来”。所有的成见和不满又重新回到原位，所有的答案都没有了，情绪又被激化了。相对于美国类型片中喜剧的容纳和释放的作用，《碰撞》非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没有让观众沉溺和忘记矛盾，它让观众记得矛盾，让观众处于痛苦中。然而这种情绪的“激化”是让观众在影片最终营造的动荡不安中自己去找到答案，找到这个国家真正的未来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