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

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黄佶　　摘要：中国电影不重视细节，不重视铺垫，不能正确理解脱戏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电影至今还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深入生活，重建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在盗版光盘的小摊上找到，只要三四元一张。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中国的电影评论应该少歌功颂德，多说干货。-----------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我也说了几句。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1977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1977时代的人看的。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女主人公陈琼突然脱掉了衣服，裸露出身体，拍了场裸戏。这在逻辑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看就是为了脱而脱。男主人公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是个正派的青年，一直被非常传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老迟（孙海英扮演）寄予厚望，并选做接班人；女主人公陈琼也是一个正派女子，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对“反革命”父亲情断意绝。现在突然来了一场脱戏，很没有说服力。　　如果男女主角平时就自由奔放，感情深厚，现在突然面临人生重大关头，例如一方父母突然官复原职，来接他（或她）离开这里，于是女方冲破传统束缚，脱衣奉献，还情有可原。　　中国电影现在把脱戏当成了胡椒面，每部电影里都要撒一点，惟恐没有脱戏，票房就不好。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观众不会为了看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裸戏”而花几十块钱的。今日之中国，更加疯狂彻底的“真军”表演到处都能够看到：可以播几小时、有千般花样的一张光盘，只要几元钱，而在网上则完全是免费的。我在上广告课时，为播放某些尺度暴露的广告而犹豫时，同学们（包括女同学）对我说：“黄老师，你就大胆地放吧！我们什么没有见过？！”　　电影中不是不能有脱戏，但要和故事情节相吻合，要水到渠成，此时不脱不足以表达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如果此时不脱，观众反而要感到不可思议。　　陈琼为了不影响情侣潘志友（王学兵扮演）的前途，请老迟为她在当地找一个婆家。如果老迟真的为她找到了，未婚夫说好明天要来接她，当天晚上她主动去找潘，演一场脱戏，做最后的生死诀别，才符合逻辑，这场脱戏才不会游离于故事之外，相反，这场脱戏会成为两人深爱的证明，被观众所认可，并感动观众，并因为政治因素居然能够破坏神圣的爱情而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反思。　　外国电影脱戏多，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所以观众不会意外。007这样的电影，脱戏是为了刻画邦德这个人物，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以此去弥补他出神入化的神功所形成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使这个角色真实可信。　　美国很多电影没有脱戏，但仍然很受观众的欢迎。《罗马假日》没有脱戏，但并不妨碍它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被传为美谈。如果在片中清纯的公主赫本突然露出胸部，这部电影反而要被彻底毁掉了。　　脱戏如同菜肴中的调味品，要恰到好处。中国菜里如果莫名其妙地放一些美国起司（cheese）或日本芥末（wasabi），那这菜就毁了。　　美国有很多大片，是“纯爷们”的，根本没有女演员，例如《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等，但是仍然大受观众欢迎。《最长的一天》是讲诺曼底登陆的老故事片，真是够长的，长达三个小时，但是仍然令人反复看也不厌倦。中国的导演们敢不敢也拍一部“纯爷们”的影片呢？　　即使用女角色，也要把她们融合在故事里，象《亮剑》那样，女角色的形象和影片很一致。《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个美丽白净面孔很洋气的女角色，我一看到她出现，就知道这部片子完蛋了。　　在《高考1977》中，装有高音喇叭的高架，是导演设计的一种象征，象征着威力巨大的组织。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人，象征着这一力量最终会带来灾难。但是让小根宝挺身而出救人并死亡，缺乏铺垫和逻辑性。挺身而出救人，是来不及思考的，只能是一种本能。小根宝有这样的本能基础吗？他平时有过类似的仗义行为吗？他和被救对象的关系特别铁吗？没有，至少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过。　　也许让一直挑战组织的张国强（周大勇扮演）去死，更符合逻辑（他就站在高架下面），也更富有象征意义（挑战组织没有好下场）。　　中国的电影有个毛病：喜欢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同样死一个人，也要选择死于英勇抢救别人，而不是死于普通意外事故。　　在影片的最后，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提前离开考场，放弃高考，连老迟都觉得意外。潘的理由是留下来和老迟一起建设农场。即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也不具有典型性，更何况这违背了整个影片的逻辑。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扎根建设农场，难道就不能去读大学了吗？读了大学掌握了科学知识，不是能够回来更好地建设农场吗？中间不就离开三四年的时间吗？所以，编剧设计潘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结果反而破坏了影片的真实性，损害了影片本来的教育意义。　　导演对于老迟（孙海英扮演）的台词不断引起笑场觉得难以理解。实际上，老迟让孙海英来扮演是个败笔，或者说孙海英刻意假装出来的拿腔拿调是一个败笔。　　老迟这个人物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老迟的转变也是有铺垫的，被陈琼的父亲（赵有亮扮演）训斥；愿意让潘报名高考，却拉不下面子，于是把图章扔在潘的桌子上，让潘自己在报名表上盖图章；小根宝死后沉痛的表情，大喇叭从此停止广播，等等，其转变还是有逻辑、有基础的。　　老迟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但一字千钧，不容置疑，不容挑战。少言，反而能够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面会做出什么举动。这样反而能够体现组织在生活中的巨大存在。但现在一个喜剧式的赵本山式的演员破坏了这种意境。　　中国电影中精彩的对话不多，还不如情景喜剧和小品里的密度高。《高考1977》同样如此，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了几句精彩的台词：“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敢不敢（私刻公章）？”“我敢！”“我也敢！”　　好的台词，来自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精练和升华。赵本山的魅力就在于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说出的话充满了生活的真谛。这源自他长期扎根基层的积累。在春晚上，相声演员一字一句地说出一段段从网上抄来的俏皮话，然后满脸期盼地看着观众，惟恐他们不笑不鼓掌。看着这种景象，真为中国的相声演员悲哀。　　专业人士有一种清高，对非专业人士的批评很不屑，观众看不懂，就抱怨观众水平低。实际上，电影做出来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学过电影理论或者研究电影的人看的。中国的电影人如果仍然自命不凡，脱离大众，那么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好看。实际上，中国电影里的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电影制作者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所以他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美的东西，大众却认为不符合逻辑，不认为是美的。　　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应该邀请观众代表参与评论，及时修正，以免最终产品出问题，遗憾终身。实际上，广告片的制作，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在策划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请消费者代表来看，提意见，并做相应修改，以避免做出失败的广告。电影和电视剧产业也应该转变观念，向广告行业学习。　　座谈会上很多人对《高考1977》做了评论。但是和“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们一样，十分钟发言中前八分钟是歌功颂德，后面两分钟才说点干货。中国电影要发展、要进步，电影评论的风格首先要改变，直接说干货，至少应该用八分钟或九分钟的时间说干货。　　汪总策划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就是来听意见的，不解释。建议主办者把今天的讨论发言批评全部上网。”我看江导演也是真心想听批评意见的。这样很好。中国电影人应该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的作品，也不是境外拍摄的商业大片。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地摊上的电影光盘只要三四元一张，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找到，不仅有商业片，更有很多艺术性、思想性、历史知识性、摄制技术性俱佳的影片。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电影人不要怕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影片没有人要看。卖光盘的小贩卖这些影片，就说明它们有市场。如果这些影片没有市场，盗版者就不可能大批量地去复制生产。　　中国电影界也不要把“主旋律片”看得很神秘。实际上外国很多大片都是主旋律片。《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是：美国政府规定：当来自同一家庭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牺牲得只剩下最后一人时，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以免父母膝下无子之痛。为了使瑞恩能够平安回家，其他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这样的影片不是在大力颂扬美国人鼓吹的“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吗？这不就是一部主旋律片吗？　　实际上，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进化出了是非观。这种是非观是无法颠覆的，深深地扎根于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即使备受压制，即使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它仍然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环境一合适，它立即就能够发芽开花繁衍，重新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位置。这种是非观就是主旋律。电影的制作者回到民众中去，艺术地、戏剧性地把这种是非观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主旋律片”的帽子，它仍然是主旋律影片。（2009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