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疯人院》

疯人院显然是个隐喻。这隐喻在当时看来便似乎太浅显，何况今天已经有不少人看过了《肖申克的救赎》和《楚门的世界》；当然，有些人会愿意扯上《看上去很美》，姑且算它一个吧。麦克墨菲显然是个混混，而且有点小聪明，靠着装疯卖傻躲避了牢狱之灾——虽然代价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护士长拉契特显然是个好人，道德上完美无缺，是个完美的制度与即成世界的捍卫者。影片最后小混混墨菲成了英雄，而“该院最好的护士”拉契特却是个地道的恶魔。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实际上，抛去各种影评和溢美之词给我们戴上的有色眼镜，我们可以感觉到，是“疯人院”这个环境成就了麦克墨菲，因为他若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里，他能做的事就只有“至少五次因闹事被逮捕”——无论以他所处的时代或者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人都无法被称为英雄。但恰好他被送进了疯人院，他不安分的性情，让他打破的制度恰好是那么不合理——而我们可以想见，以他的性情，合理的制度他也会打破的。所以，可谓是“时势造英雄”，麦克墨菲被人称道的英雄主义色彩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而所谓的“殉道精神”更是有点生拉硬拽。但是，毕竟麦克墨菲是作为一个被艺术化、夸张了的形象出现在影片里的，从戏剧效果的角度考虑，麦克墨菲的流氓气与护士长拉契特的道貌岸然形成的强烈对比，很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我们应当可以看到的确是他的这股与众不同的流氓气，让他对制度——他才不管这制度是好是坏，只要这制度限制了他——无比憎恨和对自由极度渴求，让他对生活充满激情，让他尝试“飞越疯人院”。如此便够了。何况鲁迅他老人家的那句“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也能为他开脱不少。一个执着于“费厄泼赖”的道德完人，有多少激情来抵抗不自由、来面对如潮的不讲究“费厄泼赖”的敌人？只有流氓才能对付道貌岸然的卫道士，这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若麦克墨菲是个道德高尚并有极高觉悟、已经自我觉醒的很有境界的正人君子，我会以为我是在看一部长春电影制片厂出产的片子。关于护士长拉契特的评价，相对而言，似乎可以简单很多。很多人认为她是个恶魔，这大概是没错了。但试图通过举她大声播放音乐来“折磨”病人、在病情讨论会上揭病人伤口等例子来证明这个结论，则显得有点太过简单了。若她这个角色如此单薄，如何让她的扮演者路易丝•弗莱彻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实际上我们纵观整部电影，看不出拉契特有任何通过虐待病人而获得快感的迹象。播放音乐是好的，而有些老人耳朵不大好，需要大点声，似乎没什么问题；通过大家讨论来治疗病人，出发点也显然是没错的；大部分人，特别是些老人家习惯了现行的作息时间，不因棒球比赛而改变作息，免得打搅了他们，道理上也没错。单纯地从动机而言，我们看到拉契特是处处为病人着想；哪怕结果并不尽人意，她也没有从病人的不悦、甚至痛苦中获得任何恶意的快感。也就是说，道德上她似乎无懈可击。但事实上，过大的音量的确影响了病人的正常交流；而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不想暴露私、揭自己的伤疤；有不少病人是很想看棒球赛的。于是我们发现，拉契特之所以为恶魔，正在于她是个好人，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对制度异常执着的人，正是这种占领了道德制高点的优越感，让她在“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好”的道德掩护下丝毫不顾忌病人的感受，一意孤行地坚持不合理——她当然不这么觉得——的制度，伤害——她也当然认为是在帮助——病人。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们中国的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先生们，当他们把出轨或者疑似出轨的女性塞进猪笼，沉入水底时，他们是不会有任何罪恶感或者获得任何犯罪的快感的——他们只会痛心疾首地感慨世风日下，同时觉得自己的行为无比正确。不合理的制度已经内化为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做出的行为便只能代表制度而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了，因为已经被彻底制度化的他们已经成了制度的一部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这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护士长拉契特的不敏感或者说无知——不论这是天生的还是制度化的结果——让她漠视病人的需求，而又正是这种漠视，让她能毫无顾忌地挥舞她的道德大棒来执行她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律，而这更进一步地导致她的无知。如此，她便陷入一种不可抑制的“自激”，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原地打转的蛇，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封闭的世界里；而在这个能自圆其说的世界里，她是“全知全能”的——“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分析到这里，我们便会发觉拉契特其实比麦克墨菲更有代表性，她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好人，但由于无可避免的智力上的局限性，于是好心办坏事。当我们用相对尖锐、恶毒的语言来形容这种人（其中必然包括我们自己）时，那便是如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对“结实的大多数”的描述：“我们这儿，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的该死的结实的多数派！现在你们明白了！”，“真理”、“自由”、“自由思想”都是好词，用任何一个其他的好词来更换它们，关于“结实的多数派”的说法也是成立的。“为了病人好”的拉契特自己便是病人们最大的敌人，于是无意中便做了“结实的多数派”。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是道德的悖谬。我在文章开头提到了《看上去很美》，这是因为06年这部片子上映时，有人起哄称它为“中国的《飞越疯人院》”，“儿童版《飞越疯人院》”。单纯地就角色和某些场景而言，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比如说“幼儿园”对应“疯人院”，李老师对应护士长拉契特，方枪枪对应麦克墨菲，集体拉屎对应“Medicinetime”等等。但问题是，表面看来，《飞越疯人院》和《看上去很美》都是一部关于专制与自由、制度化与反抗制度化的电影，就这点而言，两部电影的确是极其相似。但其实《飞越疯人院》还有一更深层次的内涵。当我们拿《飞越疯人院》和《肖申克救赎》、《楚门的世界》以及《看上去很美》一起做比较时，往往只着眼于这几部影片的主题都是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的关怀，但却忽视了《飞越疯人院》与其他片子在表达这一主题上的方法上的不同，而这种表达方法上的不同，恰是他高于其他片子的地方。《肖申克的救赎》等几部片子是在通过制度——制度化与反制度化——来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对自由的思索与追求；而《飞越疯人院》则更多的是直接地通过“人”这一命题本身来表达对人的关怀和对自由的理解。它其实是以麦克墨菲和拉契特的矛盾为引子，通过对其他病人，尤其是酋长、比利(布拉德·道里夫饰)两人的刻画，表达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近乎哲学的命题，那便是：如何对待“自我”，从而不单对制度化进行批判，更多的是去试图探索、揭开这种“制度化”产生的根源。在《飞越疯人院》里，我们会发现被真正制度化的其实只有一人，那便是制度的代表护士长拉契特；而反制度化的也只有一人，麦克墨菲。其他病人，除了少数几个有暴力倾向的以外，制度于他们是没有多少关系、可有可无的，因为他们都是自愿进入这个疯人院的。是的，他们都是自愿的，不同于《肖申克救赎》里被强行关押的犯人们；不同于《楚门的世界》里生来便在摄影棚里的楚门；也不同于被迫上幼儿园的方枪枪们。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自己选择了进来，并且随时可以选择离开——当麦克墨菲知道这点时，感到无比震惊，因为在他看来这完全不可思议。很多人会从病人们并不愿意离开这所疯人院并对护士、看守们逆来顺受而得出他们已经被制度化的结论，姑且这么认为吧；但他们忽视了一点，那便是病人们是自愿进来的。如果他们真的被制度化了，那制度化也只能是果，在他们进入疯人院之前便存在的、让他们接受制度化的因更加引人思索、让人毛骨悚然。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主动进入这个疯人院？影片对除了麦克墨菲的其他病人的刻画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比如说酋长。酋长是印第安人，一开始是医院里病得最严重的人。他虽然身体强壮，牛高马大，却严重的自我压抑，反映迟钝，从不说话，以至人们都以为他又聋又哑。而后来，在麦克墨菲的鼓动和激励下，他渐渐与其他人接触了起来，最后成了墨菲知心的朋友。在一次与麦克墨菲的对话中，墨菲说酋长很强大，而酋长却说道：“我父亲才是真正的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他喜欢……所以大家都不放过他……”显然酋长的父亲的遭遇让他对自我的释放产生了怀疑，从而导致极其严重的自我压抑。我们再看比利。比利是一位弱小、自卑、口吃的病人，当麦克墨菲准备逃跑时，邀请他一起走，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相信这不但是比利一个人的答案，也是全体病人的答案。他们都“没有准备好”。而这种对自己的不信任、强烈的自我压抑，使他们主动选择进入疯人院，甘愿接受各种不人道的待遇。在影片的最后部分，麦克墨菲把她的女朋友弄进了疯人院，并举行了一个派对。那个晚上，墨菲甚至让他的女朋友跟比利发生了性关系，以满足比利对他女朋友的爱慕之情——某种程度上，比利的自我压抑就是由于曾经被喜爱的女性拒绝而造成的。这件事第二天被拉契特发现了，在她质问比利，并对他表示彻底的失望时，我们可以看到比利在回击她时口吃的毛病消失了。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情节，比利通过欲望的达成而解除了自我压抑，于是作为他“不正常”标记之一的口吃便消失了。虽然比利最后在拉契特的刺激下悲愤地割开了自己的手腕，自杀了。但我们可以想见，他在解除了自我压抑的那一刻，他便已获得了自由。影片的结尾墨菲去世了。在比利因拉契特的刺激而自杀后，他袭击拉契特，从而被切除了脑白质成了真正的白痴。此时已经寻回了自我的酋长不忍心见到墨菲如此痛苦且荒谬地活着，便用枕头闷死了他，然后扛起水泥台，砸开了窗户，独自一人，在晨曦中向远方的树林跑去。而在他身后，是其他病人远眺他高大的背影时发出的阵阵欢呼。是的，酋长自由了，但与其说这是挑战制度、规则的胜利，不如说是因为他重新认识了自我，释放了自我。而其他病人，他们望着酋长的背影，望着洞开的窗户却没有行动，这显然不是制度和规则的原因，而仍是因为“内心不自由”，还“没有准备好”。但好歹他们欢呼了——他们对自由有了向往。“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马克思如是说。麦克墨菲，显然他一直都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