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密特先生的罗格斯大街12号

不能想象等我年老的时候，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从失眠中清醒，闹钟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跳过那一格数字。厌倦了公园，厌倦了电视，厌倦了炸薯片，厌倦了耳边的唠叨。沙发上有一个深陷的坐印，那双新买的皮鞋，只沾了薄薄一层灰。尽管活着真的只是两次长眠之间一次短暂的醒来，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醒着的时候不去做梦的。我老了，我和大多数老去的人一起在等死，我清楚地知道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渐渐地离我远去，精确地计算，会有78%的概率将在以后的九年内告别这个世界。《关于施密特》是一个老人的生命总结，幸运的是他被拍成电影，而我，数十年之后的那一番恳诚长谈，很可能会被误认为一个孤独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自言自语。所以我打算提前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最值得关注的生命段落里，插播一部分也许谁也没有耐心听下去的个人告白。我可以借用一下施密特先生的保险公司的办公室，借用他刚刚给一个坦桑尼亚孤儿写过一封信的纸笺簿。再过一些时间，这个办公室就不再属于施密特先生了，他退休了。如果仅仅是一份工作，我一定没有施密特先生那样难以割舍的深情，我也不会像他的同事那样，在最后的酒会上慷慨评述一个人的全部职业生涯。我绝对没有主动追求过年轻时的施密特夫人，哪怕是一张小小的圣诞节贺卡，我看到了施密特先生在信笺上留下的愤怒笔痕。有谁能猜到一个老人会对一个陌生的六岁非洲孩子说些什么吗？他抱怨他的家庭，抱怨他的妻子，抱怨他的女儿，抱怨女儿的未婚夫，抱怨顶替他的位置的年轻人。人老了，连情绪的发泄都要控制得小心翼翼。评价一个人，只有悼词是最完美的，评价一个好演员，无非是对角色的理解深度，情绪释放的节奏把握，或者还有得奖的多少。六十六岁的施密特先生与三届奥斯卡影帝杰克·尼科尔森之间，最多的相似之处便是年龄上的相近，不是人物传记，神似上不必多作考虑，一个老人的多疑繁琐烦躁不安，一个突然失去妻子的丈夫，一个似类于单相思的父亲的关怀，在施密特先生的脸上都可以细节捕捉。演员的情绪在我的理解中是属于银行分期付款的方式，时间的长度与涌动的次数都在精打细算，埋怨中带着亲昵，疼爱中带着责备，委屈中带着期待。最大的限度就是让人忘掉这中间的设计过程，所谓的自然表达流露，便是最正确的误解与读懂。从1974年的《最后的细节》，到1976年的《飞越疯人院》，从1984年的《母女情深》，到1998年的《尽善尽美》，杰克·尼科尔森的情感得奖应该是最大的赢家。我在一本电影杂志上看到与这个电影有关的这样一个副标题，“惟一的问题是谁有资格来评价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对一部电影的话语权是如何被授予的，仅仅就资格二字而言，这种自我预设的语境已经让人兴味索然。我从前的戏剧史课老师常常在早上八点半匆匆赶进教室，脸颊上永远是两坨兴奋的烟酒红，他掏出笔记本电脑，掏出一摞光碟，嘴里已经含糊其辞地开始了这门始终没有开始与结束的课程。他喜欢学生们的讨论，喜欢一个教室里各自站立的两个对垒的山头，那些被善意挑动的激情与互辩。这时候，我们的老师，站在一幅翠绿色的丝绒窗帘前面，双手插袋或者抱胸，我总觉得他对这场争论早已有了自己的立场，只是找个让嗓子休息的机会。他对戏剧冲突的偏爱，使得所有以镜头说话的电影对他来说，都是劣等的，他的李尔王他的玩偶之家他的野鸭他的海鸥，他要睡在带着英式诗意的莎士比亚的怀里，摇动一管洁白的鹅毛笔。相形之下，施密特先生得到的恐吓只是一个房车女主人惊恐的拒绝，她击中了他心底最不愿意被人看到的软弱与无助，这是最容易让人败坏的一场戏。如果把施密特先生闻嗅死去妻子的香水的动作，视作情感略略变异的细腻，把施密特先生重又站着撒尿视作未泯的童真，那么这一次的狼狈逃离，也是一个老人在得到陌生女人心灵慰藉的同时，瞬间产生的身体冲动。所有的剧情背景交代到此结束，施密特先生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他的电影之旅。故地重游是这次旅行的重要一站，罗格斯大街12号，少年施密特的无忧之家，现在换作了一家汽车配件商行。站在店主的角度，看到一个头发花白身形肥胖的老人精神恍惚地站在那里，一定会把他错认作是来自异地的观光客。我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无法将身处的城市客观地当作自己的故乡。尽管我和这里的居民说着同样的方言，拥有同样的饮食习惯，可我还是会在履历表的籍贯一栏填上一个气息陌生的地名。我想象我的故乡一定早已经和罗格斯大街12号一样，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了。可是它的发音，它的气味，它的夜晚，都将与我存在血亲般的仇深似海。当我年老的时候，未必能像施密特先生那样开着一辆大房车，启动一次短暂的生命回顾。也许我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许我正躺在病床上等待死神的一次性探访，也许我会在某一次弯腰的时候突然死去。如果我什么也没有留下，包括我的孩子，一个注定与我同姓的陌生人，那么一场非我所愿的婚礼也就在一秒钟之内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