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鲁特》:用超现实具化现实的荒诞

来源:噗噗影视 责任编辑: 更新时间:2022-10-20 20:00:04人气:0
玛·鲁特

视频玛·鲁特状态:正片年代:2016

主演法布莱斯·鲁奇尼朱丽叶·比诺什瓦莱丽亚·布鲁尼·泰德斯基让-吕克·文森特更新时间:2024-01-01 14:22:45

1910年夏天,法国北部的斯拉克海湾。多起游客的神秘失踪事件为当地笼上了不安的氛围。Machin警长和他精明的副手Malfoy共同展开调查。他们被卷入一场奇怪而危险的爱情故事中:一方是鲁莽的MaLoute,行为怪异的渔人之家的长子,另一方则是年轻淘气的Billie,她是富有的里尔没落贵族VanPeteghem家族的女儿。他们奇异的爱情扰乱了两个家庭原来的节奏。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22期。除作者个人博客、网络平台及其参与的公号外,所有媒体、自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周刊授权并付转载费。】电影去戛纳,大多是为了造势、镀金。得了奖一方面是艺术家的自我实现,但更切实的利益则是票房丰收。可今年有三部片子,公映与戛纳首映同日,好像自己来参赛、参展是给电影节面子。它们分别是伍迪·艾伦的《咖啡馆社交圈》(开幕片)和主竞赛中阿莫多瓦的《胡丽叶塔》、布鲁诺·杜蒙的《玛·鲁特》。前两个人人皆知,不必多说。杜蒙的新片是一部非常「法国」的电影,首映后法媒一片叫好,国际媒体不知所云。全法公映后电影院里观众反响也非常正面,但是国际上运营就比较麻烦。《玛·鲁特》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北部,斯拉克河到大西洋的入海口有附近渔民捡拾牡蛎卫生,到了夏天也是富人的避暑胜地。1910年夏天,疯癫鄙俗的贵族VanPeteghem一家来此度假,家中性别模糊的大小姐Billie与渔民Brufort一家的长子MaLoute产生感情。两家也因此产生交集。当地同时还发生了多起游客失踪的案件,两个负责调查的警探形象显然沿袭了《丁丁》系列中警察憨傻搞笑的传统,在恐怖中制造笑料。【不能刹车的比诺什】杜蒙在法国本就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两夺戛纳评委会大奖(仅次于金棕榈的榜眼奖)。新片不但与之前阴郁、沉重的风格发生了断裂,更因巨星朱丽叶·比诺什而吸足了眼球。两人之前在2013年的传记片《卡米耶·克劳代尔,1915》中有过一次合作,但《玛·鲁特》喜剧甚至闹剧的风格,非但杜蒙并不熟悉,比诺什更是从未涉足。这位法国女演员最为中国观众熟识的角色应该是安东尼·明格拉名作《英国病人》(1996)中的魁北克军队护士,该片为她拿下一座奥斯卡。而作为第一个欧洲三冠影后(1993威尼斯《蓝白红之蓝》、1997柏林《英国病人》、2010戛纳《原样复制》),比诺什在欧洲影坛具有极高的声望和地位。《玛·鲁特》中的比诺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玛·鲁特》看得很多国际影评人瞠目结舌:在本来就疯疯癫癫的闹剧风格下,比诺什演的是个彻底歇斯底里的角色,尖叫嚎哭、狂奔飞跑、眩晕挨打,毫不顾及形象。这个角色一方面是片中贵族家族的成员,因为近亲结婚,整家人非疯即傻。但对于比诺什而言,更重要的是角色设定为一个蹩脚戏剧演员,舞台下也有佯装做戏的习惯,以至于行为举止极其夸张。让全欧洲最好的女演员来演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说是导演的俏皮,但也是比诺什的自我挑战——还有什么比蹩脚演员更难演的角色呢?杜蒙在选角上颇具匠心地设置了演员和角色的反转。内敛沉静的Brufort一家全用业余演员,滑稽愚蠢、装腔作势的VanPeteghem家族则由专业演员饰演,特别是用比诺什来演一个蹩脚戏剧演员。我们常说最棒的表演是收放自如的表演,杜蒙却完全不给比诺什节制的机会,逼着她一放不可收,但实际上又不能展示出爆发力,否则有悖人物懦弱无能的形象。就像是卸了刹车上高速,一路上只能加速,加速度还得恰到好处,更不能出事故。于是比诺什在「形象全毁」的同时,成就了演技的全新境界——比起这样的疯狂驾驶,「收放自如」的表演算是简单多了。【反向的布努埃尔】「超现实」是首映后大家对该片的一致看法,所以很自然就能将影片的美学传统追溯到超现实主义电影鼻祖布努埃尔那里去。《玛·鲁特》的故事围绕两个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极大的家庭展开,其中对缄默过头的贫民Brufort一家的处理,反而更像布氏《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中对布尔乔亚的描写手法,抓住其本身特性进行无限放大。而对于上层家庭VanPeteghem,杜蒙用了意大利闹剧的处理方式,利用绝无可能的情况对现实进行夸张。这些处理当然是作者的一种选择,但艺术选择不是孤立于环境之外的神来之笔。与讽刺到底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一样,社会批评也是《玛·鲁特》的目的之一。但布努埃尔被誉为「资产阶级的鞭笞者」的时代早就一去不返,再做一个类似的生活戏仿已经没有杀伤力。艺术的批评之所以比直接批评更骇人,在于它不能自我重复,而是用叙事、美学等各方面的种种创新重新刺激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逼迫我们重新思考。杜蒙选择让片中人物采取令人不适的直白态度,资本家坦言自己就是资本家,食人者也不遮遮掩掩。这与布努埃尔所说的「审慎」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的时代,无论是剥削之恶还是暴力之恶,作恶者都不再遮遮掩掩。这也许跟现代性对廉耻心的重新定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整个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试图掩盖社会系统性的恶成了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而从这些「看破」了资本障眼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者角度来看,「知道」系统之恶却对其束手无策,更加深了心中的无力感。《玛·鲁特》超现实的荒诞世界正是具体化了这种不加掩饰的恶。【北法的萧瑟荒诞】《玛·鲁特》乍看之下有些「轻」,实际上也确实有让人释放的疯癫,但大部分喜剧效果实际上是来自VanPeteghem家族单方面的。当这种闹剧风格与贫民一边阴森的效果发生正面冲突,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压抑的沉重感。更要命的是,这沉重与法国北部萧瑟的景致完美结合,成倍地释放压力。杜蒙出生于上法兰西大区的北部省,就是法国地图上方最尖的凸角上,这里也是他大部分作品的背景。北法大西洋取景的好处是,不管怎么打广角镜头,可能海有浩瀚之感、陆地一望无际,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开阔感。所以片中大量的风景镜头,一方面取笑贵族对自然风景的盲目赞誉,另一方面制造出希区柯克式的旷野幽闭感。被慑住的观者会忘记镜头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所以不管是面对食人的暗喻还是滑稽过头的举止,影片通过这种构图上的封闭感禁止我们逃脱,仿佛整个世界被困在镜头里。可是为什么要逃呢?银幕上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啊,只是在那个镜像中,现实的荒诞被无限扩大,萧瑟阴沉的欧珀海岸又逼着我们把这荒诞的苦果咽下去。【杜蒙的二元世界】《玛·鲁特》的荒诞还体现在一种极端的二元对立上,杜蒙试图把片中两组人物的世界观冲突推向极致。在他的超现实主义世界中,富人、穷人的鲜明对比不仅限于职业收入、行为举止、作风习惯这些方面,而是直接以「食人」行为具体地表现出来。Brufort一家茹毛饮血的画面,既是让上层社会想象中「粗鄙而纯朴」的乡下人形象分崩离析,也是杜蒙代表下层进行的一次血腥「复仇」。从拍摄手段上导演也极力突出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在人物对手戏中玩起极端的正反打。教科书式的对话镜头,一般以一个适中的镜头展现对话双方,然后进入一段正反打,关注对话角色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为了避免单调,往往需要打断镜头的来回,出几个囊括对话双方的画面,最后也往往以中景重新把双方放在一个画面中来结束对话。然而,杜蒙在《玛·鲁特》中大量使用没有引入镜头的对话,直接开始正反打,镜头始终站在一方看向另一方,除非有新的动作,否则对话双方从不出现在同一画面上。这样造成的效果就是把观众抓在压抑而敌对的气氛里,看不到全景,也看不到矛盾双方和解的任何可能性。这样做显然风险很大,因为二元世界观已经是学界、艺术界的过街老鼠。但它之所以为人唾弃,是因为将缤纷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用一种错误的公式去解释事物,把自然而然的东西切割得不可理喻。所以剧情和拍摄上激烈极端的正反对立,实际上是把闹剧风格推向彻底无解的荒谬。这样做的社会批判力度在于,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对立总是有度的,所以我们感到安全,而二元对立在一个虚构的喜剧世界中被推向极致后,观者才忽然意识到这种矛盾本身的可笑。制造这种矛盾的社会结构,也便是世上最大的荒诞。【奖项背后的艺术家】同样荒谬的,是我们对电影的惯常看法:想票房好,要么是商业制作、娱乐至死,要是艺术片就必须得奖。问题是奖就那么几个,艺术家之间竞争下来,本来无所谓孰优孰劣的,非要排个座次。法国电影之所以繁荣,就在于艺术片市场包容性大得惊人。《玛·鲁特》这样怪诞而个人风格极重的片子,在没有获奖的情况下也能取得商业成功,让导演可以「任性」下去,继续探索不同的艺术表现。杜蒙这次戛纳之行与奖无缘,却不是竞赛片各路高手中最冤的。本届金棕榈呼声最高的本是德国导演玛伦·阿德的《托尼·厄德曼》。阿德是电影学院教授,平日主要以制片人身份活跃在艺术电影界,为他人作嫁衣裳。去年米盖尔·高迈士名动戛纳的《一千零一夜》三步曲,就是由她担任制片。而阿德自己的导演作品并不多,《托尼·厄德曼》仅仅是她第三部长片作品,从2003年长片处女作《育树之林》算起,平均六七年才导一部片子。不过慢工出细活,她的前两部电影在圣丹斯和柏林分别有不错的收获。这次戛纳电影节开始之前,阿德并没有引起很多关注,《托尼·厄德曼》在二十部竞赛片中多少有些冷门。不过艺术不是看谁红毯妖娆或者名声响亮,卢米埃尔大厅银幕亮起的一瞬,每个导演、演员的光环都消失在黑暗里,只有作品赤裸裸地地接受检阅。每一帧每一秒花了多少心血和天赋,每个影评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后写在影史的每一页。可惜评委并没有给影片任何嘉奖,但国际影评人协会的费比西大奖也算是给所有静下心来做艺术的人一点动力。反倒是肖恩·潘的《最后的模样》和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的《霓虹恶魔》,气势汹汹奔奖而来,首映前放映厅被媒体挤得水泄不通,但一放完评论就口碑崩盘。艺术家媒体意识太强、有意要制造话题,会影响创作水准。西班牙大师阿莫多瓦、前金棕榈得主达内兄弟的作品评价也一般,大致是因为因循,没有在艺术和内容上有所进步。本届登顶从而进入双金棕榈俱乐部的肯·洛奇是欧洲社会问题片的旗手人物,他在颁奖礼上也发自肺腑地谴责了新自由主义,并激励大家思考「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选择洛奇对于任何奖来说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位名宿德高望重,影片质量有一定保证,内容贴近下层的挣扎,制片方式还非常革命。普优和蒙吉两位罗马尼亚导演带来的片子在主竞赛中也算是十分扎实,但《雪山之家》和《毕业会考》大家的反应就是匠气太重,没有灵性。不过戛纳时不时也会嘉奖这种「匠气」,比如两年前土耳其名导锡兰的《冬眠》。所以普优最终与张曼玉前夫阿萨亚斯并列最佳导演,也是情理之中。美国独立电影大师贾木许的《帕特森》口碑极好,却也颗粒无收。贾木许是戛纳嫡子,从最佳处女作到短片金棕榈,再到评委会大奖,就缺一个长片金棕榈了。《帕特森》的剧本更是立意极高,讲述一个司机诗人每天以写诗来对抗生活的平庸。其实这也是独立电影本身的精神,在资本烘托得热闹非凡的视听世界中,用艺术来抵抗庸俗,给荒诞的生活一个支柱。【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22期。未经授权,严禁以任何方式转载、引用、洗稿。图片来自网络。】个人微信公号PostCoitum本文版权归作者豆友3011868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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