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好运》——再见，麦卡锡主义

一正当布什政府步步进逼，不断以各种名义干涉美国舆论，加强媒体控制，实行“爱国法案”时，“华纳独立制片公司”推出一部另类影片《晚安，好运》（GoodNight,andGoodLuck）。这部片子一亮相，大家就发现它的主题、风格和节奏与当下美国片大相径庭。该片一反娱乐化、商业化演绎历史的好莱坞潮流，以纪实风格，讲述了半个世纪前一名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故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爱德华·默罗在电视机刚刚出现在美国家庭时，曾利用这一新生媒体与臭名昭著的麦卡锡展开激烈对抗，直至麦卡锡主义土崩瓦解。这部政治历史片在美国院线一上映，就立刻受到媒体的一致好评，并在2005年78届奥斯卡奖项角逐中，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在内的六项提名。这样一部小制作、不合时宜的影片，如何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一个五十多年前早已被炒冷的新闻事件，为什么会再度引起关注？人们是否从麦卡锡主义这段历史中，反观到美国社会的当下处境？《晚安，好运》是一部精心制作的黑白影片，导演乔治·克鲁尼着力营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气息。虽然完全是部室内戏，整部片子没有外景，但导演仍在细节和人物造型上下了功夫。片中CBS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五十年代的老打字机上忙忙碌碌，秘书搬着一大卷电影胶片（而不是录像带）穿堂而过，录音棚里一位黑人女歌星唱着忧郁的蓝调。主演戴维·斯特拉森（刚出演了《蓝莓之夜》中的警察）更是精心装扮，梳着一丝不苟、油光水滑的一头黑发，香烟一根接着一根从不离手，青烟缭绕，悠然出画。他扮演的默罗一身正气，风度翩翩，讲起话来抑扬顿挫，清晰有力，不容置疑，夺去了观众所有的同情和认同。而他的敌手麦卡锡，则根本不用演员扮演。因为导演找不到现成的演员，可以把握麦卡锡色厉内荏的乖张形象，就索性启用档案里的影像资料，与该片的黑白镜头拼接起来，结果产生完美、流畅的效果。几乎没人能察觉到拼接的痕迹，影片与历史档案有机地融为一体。最有意思的是，麦卡锡这个反角的原始影像，已经非常刻毒、阴险了，不需要艺术加工，也足以把小孩子吓哭。也许因为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太深远了，美国观众对那段历史耳熟能详，所以影片对背景不作任何交代，就能直接把观众带入“红色威胁”笼罩下的新闻大战。但对中国观众来说，回顾一下麦卡锡主义的来龙去脉，也许更觉妙趣横生。二麦卡锡是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儿时曾是乡下农场的养鸡娃。十九岁时，因大规模鸡瘟而破产，不得不搬到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镇马纳瓦，当上了杂货店员，并同时进了当地高中上学。从此一路成绩优异考上法学院，当了律师，年仅三十岁就成为威州最年轻的巡回法官。后来野心膨胀，不择手段地在仕途上打拼，终于1946年以微弱多数当选参议员。但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华盛顿，他还一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媒体曝光率很低。为了引人注目，不惜上演大跌眼镜的政治秀。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做了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演，说国务卿艾奇逊知道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却姑息养奸。后来又称有八十一名，最后减到五十七人。参议院立刻组织调查委员会仔细排查，结果发现麦卡锡的指控子虚乌有。本来一场闹剧就该到此收场了，可恰在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媒体反共浪潮甚嚣尘上，公众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下。麦卡锡当然不失时机，根本不管有无根据，继续鼓噪共产主义已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的危言。公众的目光这回一下子投向了麦卡锡，情绪由愤怒逐渐转为恐惧。国务卿艾奇逊这时成了“国务院的红色主教”，制定复兴欧洲“马歇尔计划”的马歇尔将军，也被斥责为骗子。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朋友、邻里间开始相互猜忌，美国的社会诚信被侵蚀了。1952年，麦卡锡青云直上，当上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和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他大肆利用报纸和电视宣传来提高知名度，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攻击政敌。他有个经典的麦卡锡主义逻辑:所有不同意他的人就是共产党，阴谋颠覆美国民主政体。政治家、媒体、公众都因害怕被指控而保持沉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都对麦卡锡唯唯诺诺。艾森豪威尔这位曾在“二战”沙场上叱咤风云的老将，竟落到只敢私下里抱怨的境地。但在1954年，一位有胆识、有勇气和良知的记者站了出来——爱德华·默罗利用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电视媒体，策略性地抓住军队中一个“清共”事件，给麦卡锡有力的一击。美国空军中有个叫拉多维奇的二战老兵，仅因为他塞尔维亚裔的父亲和妹妹读过南斯拉夫的报纸，就被怀疑亲共，军方竟将他解职。默罗抓住这个事件，揭露麦卡锡主义的偏执和疯狂。他犀利地指出:“我们应该区分什么是政见不同，与什么是不忠诚。”麦卡锡主义惯用的伎俩就是党同伐异，利用人们对红色威胁的恐惧，从内部消灭政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麦卡锡马上反击了，还是故伎重演，又指责默罗拿了苏联人的钱，为共产党卖命。CBS广播公司的老板有些慌神了，公司的资助人也纷纷对默罗施压，大家都害怕惹恼了这个“暴君”，砸了自己的饭碗。默罗却选择了良知的召唤，继续与麦卡锡针锋相对。麦卡锡不仅仅恐吓新闻媒体，对好莱坞影人还有个臭名昭著的黑名单。许多导演、演员、编剧被逮捕、关押和审讯。曾有十人援引宪法权利保持沉默，结果被控蔑视国会，被判处六个月到一年的徒刑。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与共产党不沾边，甚至连政治倾向都不明确，只因为作品与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不太和谐而已。利令智昏的麦卡锡在最张狂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把手伸向了军队，调查起军队高层官员的安全问题来。显然，他低估了军方的实力，自以为可以在平民社会和政府里为所欲为，却没想到根本不是军队的对手。军方抓住一件小事，给麦卡锡致命一击，使他身败名裂。一年前（1953年），麦卡锡的得力助手戴维·沙因被征入伍，麦卡锡曾托人让军队给沙因些照顾。军方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后操纵下，让这个丑闻曝了光。麦氏虽然仍不可一世，大骂军方挟沙因为人质诽谤他，但在1954年4月至6月的“军方——麦卡锡”听证会上，他再也没能翻过身来。听证会的全过程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军方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的雄辩让听证会达到高潮。他逼问羞愧难当的麦卡锡:“难道您不懂什么是廉耻吗？先生，您就没有廉耻吗？”麦卡锡不敢抬头正视对方，低着头喃喃地嘟哝着些什么。虽然听证会最终不了了之，但麦卡锡在美国人民面前彻底名声扫地了。三年后，这位声名狼藉的参议员借酒消愁，酗酒导致严重的肝病，在华盛顿的海军医院里不治身亡，时年四十八岁。三影片《晚安，好运》的结尾有些突兀，在“军方——麦卡锡”听证会的场景之后，镜头又切回到影片开场的情节。那是麦卡锡死后的1958年，默罗在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严词驳斥电视观众对思想性节目缺乏兴趣的论调，警告说:如果电视媒体只能用来取悦、麻痹和封闭公众的话，那么电视就只是装满了电线和电子管的盒子，我们的全部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彻底失败了。历史已经证明，虽然麦卡锡已魂归西去，但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仍在美国文化的深层游荡。电视评论员富尔顿·刘易斯曾说过:“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如果用麦卡锡自己的语言就更形象了，他曾在1952年对威斯康辛的听众说:“麦卡锡主义就是撸胳膊、挽袖子的美国主义。”那么，美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能用大众传媒不断渲染和浪漫化的“美国梦”来简单概括，也不能把美国的缔造者在宪法上宣称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当成美国的本色。从十七世纪的萨勒姆女巫审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种族隔离，再至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恐怖，我们在进步、开放的外衣下，看到另一条保守、冷漠、急功近利、甚至残忍的线索，它在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民主公正的明亮色调对比下，变成美国传统的底色。应该承认，这个年轻向上的民族，也有顽劣的世故。《晚安，好运》虽然没有深究美国文化里蕴涵的矛盾，但表达出一种深深的忧虑:与麦卡锡主义的斗争虽以皆大欢喜告终，但下一次美国人再次面临危机时，也许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影片有深切的当下关怀。五十年后美国果然再次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小布什恰恰利用“9·11”后美国人的恐惧，像当年在五角大楼的食堂和政府机关的打印室里搜捕共产党一样，再次限制公民的自由。美国政府现在发动邻里举报可疑人员，监听、监视留学生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对新闻严格审查，甚至在报纸上做广告，鼓动美国华人揭发中国间谍。批评的声音却渐渐减弱了，媒体变得越来越驯服。布什政府曾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骗取公众的支持，对外发动战争。美国媒体却没能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批评、揭露政府滥用权力，践踏宪政传统。五十年代美国新闻界幸亏有爱德华·默罗，才最终使麦卡锡主义破产；七十年代有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才导致尼克松的专制倒台。而到二十一世纪，美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媒体英雄，只有耀眼的明星主持人和让新闻大亨们心满意足的高收视率。如果说美国公众已经淡漠了麦卡锡时代的梦魇，确实有失公允。但是，今天麦卡锡充其量不过是个符号，一个象征邪恶、专制和反动的空洞能指。人们把美国当代史上所有的不公正，统统贴上“麦卡锡主义”的标签，似乎一旦冠以这个万劫不复的恶名，就可盖棺定论，大家才无咎一身轻。理查德·罗维尔在他撰写的麦卡锡传记中，有这样的观点:麦卡锡其实既算不上专制，也谈不上反动，因为这些词主要应该用于社会和经济制度层面，而麦卡锡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理念毫无兴趣；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主义”来描述他的话，那么，麦卡锡更像一个虚无主义者，一种破坏力量；或者说，他是一个没有革命目标的革命者，一个没有目的的反叛者。但我更喜欢律师约瑟夫·韦尔奇尖锐的质问:你有廉耻吗？的确，麦卡锡真正是个不知廉耻的投机小人。人格的缺陷使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也无论哪种思想潮流正风口浪尖，麦卡锡们都一样会见风使舵，兴风作浪。所以，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才是社会行为的底线所在。也许，这部影片还对良知寄予希望，才在越来越令人堪忧的社会现状中，祝福美国:晚安，好运！王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