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豹》《黑色党徒》《绿皮书》：政治的电影与电影的政治

戈达尔说,必须政治地去拍电影,而不是将政治拍成电影,不是拍出关于政治的电影。2019年奥斯卡尘埃落定，“排排坐，分果果”的游戏结果看起来皆大欢喜，但仍有《黑色党徒》导演斯派克李听到最佳影片是《绿皮书》时愤然离场又被工作人员劝回的戏份，留下一句机灵的自嘲：““每次有人开车，我就会输。”（他的《为所应为》曾败给过《给黛西小姐开车》）。《绿皮书》是讲述黑人反抗的故事，为什么斯派克李如此愤怒？黑人和黑人，不应该站在一边吗？我们先来看一个齐泽克讲的笑话：关于犹太人在犹太会所集合，公开宣布他们的失败的笑话。首先，一位强大的拉比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什么也不是，不值得你关注！”在他之后，一个富有的商人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什么也不是，没有价值！”接着，一个贫穷的普通犹太人上前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也什么也不是……”于是富商悄悄地对拉比说：“这个可悲的家伙，他以为他是谁啊，竟敢说他什么也不是？”这就是一种包装过的“政治正确”。齐泽克接下来说：政治正确对肯定白男的特殊认同（认为这是压迫他者的模型）的禁止，尽管把自己呈现为对白男的罪行的招供，却又给了白男一个核心的位置：这个对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的禁止，使他们变成了普世的-中性的媒介，变成了这样的场所：从这里，我们才可以触及关于他者受到的压迫的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白人自由派如此乐于沉溺在自我鞭笞之中：他们的这个活动的真实目的，不是帮助他者，而在于他们的自我指控引发的那种Lustgewinn，即那种认为他们自己在道德上优越于他人的快感。对白人认同的自我否定的问题，不在于它走过头了，而在于它走的还不够远：虽然它阐明的内容看起来是激进的，但它的阐明的立场却依然是一个有特权的普世性的立场。所以，是，他们宣称自己“什么也不是”，但这个对一个（特殊的）某物的放弃，却是靠他们的道德优越感的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来维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上面引用过的那个犹太笑话的场景又出现了：在比如说，一个黑人说“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一个白佬偷偷对他的（白人）邻居说：“这家伙以为他是谁啊，竟敢说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轻易地，从想象过渡到现实。大约十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以政治正确的左翼为主的圆桌讨论上，我还记得“批判思想家”中的几个大佬，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自我鞭笞，把我们的邪恶怪到犹太-基督教传统头上，严厉地指责“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接着，出人意料地，一个黑人活动家加入了讨论，也对黑人穆斯林运动的一些局限做出了一些批判的评论。听到这个，白人“批判思想家”迅速交换了恼怒的目光，这里面的信息差不多就是“这个家伙以为他是谁啊，竟敢说自己什么也不是？”……奥斯卡作为美国的左派集中营，它所选出的电影，都是站在白人中心，大喊“我们什么也不是”的意义上拍摄有关黑人解放的历史，奥斯卡永远包含对改变现实的呼吁，但这样的呼吁远不至于是颠覆性的，就像白人在喊“我们什么也不是”的时候，往往手里拿着香槟，享受着白人的福利，而不是站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前线。斯派克李倒是站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前沿做出如此反应的，其实有点反应过度的意思，但对当下美国（像很多国人指出的，奥斯卡其实是美国内部的游戏）的黑人的状况来说，斯派克李的电影更有力度，更具现实力度，《绿皮书》更具普世价值和广度。《黑色党徒》和《绿皮书》像是黑人内部面对白人时，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内部斗争。斯派克李同时讨厌的，是《绿皮书》明显的“白人思维”。就像影迷指出的，《绿皮书》像是《触不可及》的性别交换版本，也是《为黛西小姐开车》的改编，这一类的“温情戏剧”很容易获得观众的喜爱，他们所宣扬的是普世价值观，同时有出色的戏剧性和视听效果做包装，又在内容上不那么直白激烈。《绿皮书》是白人将黑人推向前台迎接掌声，自己在幕后稳坐钓鱼台的产物。至少斯派克李是这么想的。但好莱坞绝大部分的观众不是美国的黑人，所以它对世界其他各国的观众来说无疑是可口的快餐，在感动之余确认自己安全的身份和道德崇高的优越感。这里稍微提一下DonShirley的家人在电影播放后接受采访时表达的不满，对影片表达了相当的不满。真实的DonShirley，不是一个远离黑人社区，不懂黑人音乐的人。他积极参与黑人民权运动，他是Dr.King的朋友，一起参与过在Selma的游行。他和黑人音乐家NinaSimone，DukeEllington和SarahVaughn都是极为亲密的朋友。像很多其他同类影片一样，《绿皮书》的对真实事件的改编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现实的改写，重要的不是是时代戏剧化处理，这本无可厚非，而是主观性的掩盖和简化。就算已经在影迷眼中成为经典的《辛德勒的名单》也在这方面得到很大质疑的声音。这被过滤掉的部分往往超出了奥斯卡所能接受的颠覆力度，而这部分其实是斯派克李最在意的。电影是戏剧和历史现实的战场，有时候，现实更加有力，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就像这场电影美学新浪潮中重要的编剧柴发蒂尼指出的：以前如果我们想拍一部关于罢工的电影，会讲述一个爱情故事，罢工成为了背景。而现在，我们直接拍罢工。但大多数时候，电影遵循的是俗套的“做一场美梦”的叙事策略，比如《黑豹》，从它在中美两国得到的不同待遇来看，显然是给美国黑人的“美梦”。福柯说“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黑豹》在电影内部抹除了现实政治因素，更反应了它对现实政治的敏感，并以此最好的献媚，只不过这次的对象不是美国白人，而是在权利斗争中获得部分胜利的美国黑人。就像美国白人在赢得同印第安人的战争后急于在电影叙述中将自己的胜利合法化，黑人在黑白斗争中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后，需要一部电影来作为里程碑，这就是《黑豹》，一部简单纯粹，适时出现的“纯黑人电影”。“政治地去拍电影”，戈达尔这句话经常用于对电影批评，可以说这成为电影批评的一项尺度，用来衡量电影“反应现实，改变现实”的力度。如果政治现实和电影虚构的现实是同一坐标系上的两端，那《黑色党徒》和《黑豹》位于坐标系的两端，而《绿皮书》居于坐标系最平稳的中间。《黑豹》是架空历史和政治的电影，是“口号式”的电影，在拍摄方式上遮遮掩掩，在内容上则毫不掩饰献媚的态度。《黑色党徒》则在形式和内容上同时是“呐喊式”的，就如同电影最后的纪录片片段，直接将电影撕开一个口子，将现实世界的空气引入电影，这就是“政治地去拍电影”。奥斯卡就像一场化装舞会，每个人都带着面具跳舞，背后是政治的博弈，获胜的是政治，像《黑色党徒》里对黑人面孔出色的技巧呈现，它对奥斯卡来说过于直白而显得格格不入，但他仍是我最喜欢的“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