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

把情感纠缠于悬疑和谋杀，把泪水掩盖于纯正艳丽的温暖色块之下，把高跟鞋混合于手枪……《高跟鞋》是个古怪的片子。不能否阿莫多瓦影片中人物的痛苦，他们的痛苦大多来源于交流过程中产生的重重障碍，然而阿莫多瓦执著于交流，并且对交流进行了深刻贴切的阐释和表达，因此，他在九十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时期成为大师级人物决非偶然。在他的影片中，人们的情感交错着在时空中彼此贯穿，互相撕扯黏附着，只有用最怪异的方法才能将这纠葛解开。看看这纠缠不清的复杂情节吧——这样的故事并不讨好，有人说：“一部电影中，需要观众记住的要素绝对不许超过十六项，除非这片子是拍给黄药师他老婆看的。”但是一旦深入其中，它却如此令人着迷——因为它的主线和思想都非常清晰。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神经质的女儿先后杀死明星母亲的丈夫和情人，她认罪后坐牢，母亲突发心绞痛，在临死前替女儿抵罪，女儿后来和一个人妖法官生活在一起。对于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材（我喜欢耸人听闻。阿莫多瓦一定也非常迷这个。），导演却并没有直指谋杀——甚至颇有些轻描淡写。与此相反，在影片开始便让女儿在机场等候母亲的时候去回忆往事，这样就奠定了本片精神分析的基调。我们注意到母亲和女儿的高跟鞋：母亲一直穿红色的，女儿则是不打眼的黑色。两双高跟鞋暗示了两个人的身份和命运：母亲光彩照人，她是一个强大而有天赋的人；女儿则是“一幅苦瓜脸”，性格孤僻。母亲是女儿心目中的偶像，女儿爱她爱得发狂。我们看到女儿固执地带着十年前与母亲一起买的耳环，在机场等待母亲时激动得浑身发抖，她一直模仿母亲，学母亲那样走路、说话，像母亲一样向文艺界发展。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根本没有天赋。她是生活在母亲阴影下的可怜虫，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地位。她的爱是不完整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女儿略微有一点受虐倾向，她必须使自己成为他人生活的一部分，否则她便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痛苦。她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穿了高跟鞋的脚跳下来会摔伤”。母亲的离去让她备受打击，她有些病态地嫁给母亲从前的一个情人，企图从中寻找母亲的影子——她把自己看作母亲的影子，她嫁给贝尔纳这个行为更像是一次假想式的从自己到母亲的转化仪式。母亲则因为强大而过于独立了。她离开女儿只身前往墨西哥，一去便是十年。她依然爱着女儿，但是却害怕这种爱成为自己事业和生活的障碍，结果是她什么也没能带给女儿。但母亲并不幸福，她除了事业成功之外一无所得，“红色高跟鞋”也未必就是美丽的。影片中母亲住在地下室里，她解释道：“我从小就住在这座房子里，从通风孔能够看到街上行人的鞋子。”她从自己的贫困童年联想到女儿的不幸童年，并且感到内疚——甚至是一种恐惧，她固执地住在地下室里可以看作是对自己不负责行为的一种惩罚。第一次谋杀来源于女儿对母亲爱的索取，只因为母亲随口说到：“如果你父亲让我去墨西哥，我就永远和你在一起。”这个才十三岁的女孩便间接制造了一场车祸导致父亲遇难。然而母亲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依然离她而去。当母亲归来时，女儿的第二次谋杀便无疑是一种报复了，或者说是“爱杀”。她哭诉道：“我什么都不如你，只有一点，我得到了贝尔纳，可是你一回来就夺走他！”如果把女儿对贝尔纳之爱看作是她对母亲的爱的移情，那么女儿杀死贝尔纳无疑也是对母亲的谋杀——后来母亲之死可以看作对此的映证。用手枪来驱散高跟鞋带给她的阴影——这一点在电影画报上表现得非常清晰。她要摆脱母亲，摆脱自己不幸的源头：对母亲的爱。替代与模仿导致自我损耗，这就是女儿的悲哀。影片安排了两个次要角色与此呼应。一个是模仿母亲唱歌的人妖，一个是想要取代女儿地位的手语播音员。人妖同学是影片中起关键作用的角色——只有他一个人正确处理了爱与自己和他人的矛盾。他钦佩母亲，于是他模仿她，但是他不是她，他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自由和爱别人的权力。而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分裂——分裂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大问题，阿莫多瓦表现了它，却没有对它表露更多的警惕和关注。于是影片中出现了一处断裂：女儿向全世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却在法律面前撒了谎；母亲对上帝说了实话，却对所有人撒谎。创作者用情节上的巧妙转换——人妖对女儿的信任和爱慕掩盖了这处断裂，从而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监狱生活重唤了女儿对爱的体验：对自由和热情的向往，封闭状态中的舞蹈，友情的美好。她忽然晕倒，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同时这意味着她的新生。可是她不知道怎样洗刷自己的罪恶——表现在她不知道怎样安放那柄作为杀人证据的手枪。一个有罪的人还能够重新去爱么？一个亲手扼杀爱的人还能够继续爱么？母亲在临死前成为她的拯救者，同时拯救了自己。由此影片制造出真实与谎言的完美和谐——一种适当的坦诚，保持一定距离的爱，人们彼此相爱，但既不过分依附，也不相互孤立。这个观点在对当时（91年）的世界局势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