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真实时间：对人是最大的尊重还是残酷展示？

最近颇有耐心地看完几个所谓代表真实时间的电影，即电影中的时间等同于现实中的时间，甚至在导演的处理上比现实的速度更慢。创作者和享受此道的评论者往往赞美这种风格是对人最大的尊重，有些时候会一厢情愿地期望观众会更能真实地介入影像中的角色，随着他们同步去生活、感受、喜悦和痛苦。而不只是主流虚构电影的教化还是我们快速的时代容不得同步的对他者的倾听，这类电影创作能感染的始终只是那部分颇具耐心且跟随作者去尊重生命的观众。索科诺夫的《第二圈》和《母与子》、蔡明亮的《黑眼圈》、阿尔伯特.塞拉的《唐吉坷德》、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都以他们共同热爱的超长镜头去观照那具有共同特性的生命对象：病入膏肓甚至奄奄一息的躯体，并细致到让观众听得清楚他们每一口残喘的呼吸、看得清他们脸上即将告别生命光泽的最后一丝颜色。索科诺夫和蔡明亮相信关怀，将病体托付给那比观众耐心的健全人。阿尔伯特渴望神迹，让步履蹒跚的唐吉坷德在山涧入夜前，对着最后亮光的天空叫嚷几声，随即和大地一道沉入黑暗，镜头依然一动不动，熬不住的观众可以自嘲到那时胶片坏了，入戏者期待黑暗后的再一次光亮。对场景不那么迷恋的贝拉.塔尔将诗情寄于垂死的酒鬼医生，让他听着小镇末世般的钟声，然后缓慢的落下最后几笔后将木板钉上彻底封闭自己。导演们在最大尊重的表现人之时，却隐约也让我感到那是另一种对生命残酷的展示，没有任何生命力的躯体在尚属健康的我看来是污浊不堪的，虽然我也在旁观他人之痛时偶有感慨。而已逝的苏珊.桑塔格奶奶却在被乳腺癌折磨之际感同身受，把《第二圈》和《撒旦探戈》列入自己的1990年代十大电影。相比这些大师们缓慢的尊重，罗马尼亚人克里斯蒂.培于来得畅快得多。不同于上面乡野间的病体或城市里的被遗忘者（《黑眼圈》中的小康），《无医可靠》里的脑里驻了血块的老者拿撒勒斯库是布加勒斯特居民，他有权利融入这个城市的卫生保障体系，于是他去寻找救助以及被好心救护车护士照顾的节奏就要明朗畅快太多。而且这个辗转4所医院，被各个因大型车祸而忙得恼羞成怒的医生推来推去，最终在凌晨3时半终于可能做上手术的故事，遵循的依然是真实时间。《无医可靠》的真实时间，是救护车护士和病患主观上要争分夺秒的现实时间，如同“直接电影”纪录片中那些忙不及顾遐摄像机的当事人，他们在痛苦中等待，经历着这个国家落后的医疗体系带来的折磨，最终在沟通不顺（病人无力也无意识签署手术责任书）和医者的职业淡漠下等死。电影中的真实时间，对多数观众是不能承受的耐心考验，对少数观众是对生命的残酷展示，唯有对那感同身受的极少部分观众，它才能体现出创作者的根本愿望：对人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