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与打字机

外传几乎是旧时代机械的狂欢——从薇尔莉特的机械手，到具有同样机械结构的打字机，再到邮递员的摩托车、原始的电梯、贝尔电话、建造中的电波塔......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怀旧的浪漫气息和时代变迁之感。这些老式的机械是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媒介形式，在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世界中已经成为考古学的对象。于是，结尾处隔空“呼唤你的名字”的场景，不正预示着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来临吗？如今，信息与交通的便利已经让我们无法想象这种情况。无论相隔多远，我们都能陪伴在重要的人身边，但“陪伴”也就在这种便利中贬值了。我们忘记了“呼唤你的名字”这一交流行动曾经承载的意义。因此，如果那座电波塔永远无法建成，或许也是件好事。在剧中，快递小哥之所以能找到艾米的所在，是因为有电话的帮助；而他之所以能够带着泰勒一起把信送到，是因为有了一台新式的摩托车。在那个时代，新技术还没有彻底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反，它看上去只是为平静的岁月增添光彩，它们是带来爱与希望的机械。但这种进步主义的技术乌托邦从一开始就处于阴影之下。维利里奥指出，我们今日身处其中的技术媒介，几乎无一不具有战争的起源。照相机正是瞄准镜的延长，而打字机与机关枪的击发具有同一节奏。就连动画也是如此：麦凯具有开创性的动画《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1918），让我们第一次体验了鱼雷的知觉。薇尔莉特的最初使命也正是战斗，她是战争的道具；在退伍之后，带着她的机械手，她却摇身一变成为邮政公司的模范员工。拥有机械手的少女，这是一个重要的母题：早期的机器人几乎都被设想为女性。在弗里茨·朗的《大都会》（1927）中，被邪恶科学家制造出来的机器女人魅惑了无知的工人阶级，煽动他们造反，最后被希腊戏剧的主角一般富有古典美的白人男性资本家所击败。机械与女人具有同样的危险性，因此必须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和机器一样，女人似乎也是纯粹媒介性的，她们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既不是主语也不是宾语；她们缺乏“自我意识”，但却拥有无限的能产性，正如技术的无限生产力一样。薇尔莉特就是这样一个工具，在战场上，她是终极的杀人武器，人们对她只有恐惧而没有同情。而在退役之后，她开始从事代笔职业，这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既不是主语也不是宾语，她代表的正是“语言使人心意相通”的魔法本身。不可理解之物现在却要承担起使人们彼此理解的任务。薇尔莉特的一切人设都在暗示着这种媒介性。很久以前，人类就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使用双手的动物。手和语言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手指与数字、数据本来就是一个词（digit）。如果说手是我们的第一媒介，那么语言则是第二个。代笔，则暗示着文字作为一种技术的历史性，并且把文字的中介性暴露出来。从语言到文字，再从文字到信件——信件让我们重新回忆起，书写曾经总是伴随着明确的发送者和接收者，而不是像如今一样，成为自我增殖的数据的云团。然后，是打字机。1942年的海德格尔忧心忡忡地说，打字机闯入了“存在、词语、聚集、手和书写的共属一体状态”：“打字机遮盖了写字和手稿的本质。它们把手的本质等级从人那里抽走，而人对这种抽走没有恰当地经验，没有认识到，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系转变。打字机是一朵无征兆的乌云”（《巴门尼德》，123-128）。薇尔莉特的故事正好发生在海德格尔的忧郁时刻。其实，薇尔莉特的形象从一开始就不具本真性：她是战争的女儿，她的手是金属做的。于是，用手敲键盘这个对海德格尔来说划时代的事件，对薇尔莉特来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不过是不同机器之间的碰撞、铰接和装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是自动机器体系。技术媒介开始爆炸式增长：打字机、留声机、摄影机、无线电，直至今日的计算机与移动互联网。我们似乎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媒介开始自动地运行：信件不再是为我们传达心意的工具，相反，我们的全部生活以移动互联网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紫罗兰永恒花园》就是一个“媒介如何发现其自身的存在”的故事。如果说薇尔莉特自始至终总是发挥着媒介的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她也在改变着自身——她不断发现自身的人性。在外传中，薇尔莉特从代笔服务的提供者，变成艾米和泰勒的朋友。动画中有两个意味深长的陪睡场景：具有媒介性的，不仅仅是薇尔莉特的机械手、打字机，以及寄出的信件，同时也直接地是少女的肉身。但这类场景的色情意味总是被手的坚硬性所打破，浴室画面中格外扎眼的黑色机械手，构成了画面的刺点。少女的机械性与机械的人性突然在此刻混同起来了，它打破了我们对于“陪伴”的一般想象，同时也打破了我们对于“实物”与“再现”的二元区分。艾米和泰勒都想要薇尔莉特的陪伴，但那双肉身性的陪伴的手，与那双与技术媒介相链接的手，那双敲着键盘、扣着扳机、在虚拟与现实、时间与空间之间不断穿越的手，本来就是同一双。于是，我们自身的存在也变得不再不言自明。我们能够想象身体的某种媒介性吗？一种在与他人、它物的关系中浮现出来的存在，并且永远处于虚拟与真实的各种效应之内。男性比较难以设想此种处境，我们习惯于认为自己不是主人就是奴隶。技术，始终是阴性的。在这部外传中，没有一个角色能够为男性观众提供简单粗暴的代入感。在此意义上，《紫罗兰永恒花园》同时是技术解放与性别解放的文本。今日许多人已经忘记，现代职业女性正是通过打字机的发明登场的。在20世纪上半叶，女打字员们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消除了男性对于书写权力的垄断，而这一历史感也在动画中完美地呈现出来。于是，薇尔莉特·伊芙加登这个人物形象，就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与今日泛滥的、已经成为一种俗套的赛博格故事不同，京阿尼在21世纪的今天，带领我们回到弗里茨·朗和海德格尔的时代，思考人与技术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在战争与毁灭、焦虑与疯狂的时代里，技术也可以成为爱与希望的传递者。胶片和纸张都是易燃的，但它们应该在观众心中燃起爱与希望的火焰。我想这才是京阿尼试图讲的故事，也是动画公司京阿尼试图让自己成为的样子。参考：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张正平（BriankleG.Chang）《论手指与物》本文版权归作者张茶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