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女性》：马克思和可口可乐并存的时代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131.html1965年是一个时代，1965年是一部电影，而电影对时代的命名就出现黑色屏幕上：“生活在马克思和可口可乐并存时代的孩子们。”一句话，完整地插入到电影剧情之中，却没有了之前诡异的枪声，当戈达尔以无声的方式抹去了枪声，以完整的句子取消了突然而至的词语，是不是就是对于“并存”法则的一种运用——如果可以简约叙述，这句话真的可以表述为：马克思 可口可乐=1965？马克思指向的是政治性、社会性以及革命性，可口可乐指向的是流行性、消费性和即时性，它们甚至就简单对应着电影片名里的男性和女性，但是马克思不是单一的“男性”，可口可乐也不是机械的“女性”，而他们中间也不是那个加号，并存的世界其实是隔阂，是分裂，是在一起而离开的状态，甚至最后抽离为一种符号，就像保罗说的那样：“男人戴着面具，女人一无是处。”符号被拆解，男性是面具 屁股，女性是空无，而在被拆解的解读中，最后的1965年除了响起零碎的几声枪响，破败的几句口号，15个事实的片段，都是空无和迷惘，“除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片注满了鲜血的海洋，什么都没留下。”一个男人是保罗，一个女人是玛雷多娜，他们是1965年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保罗身上带着明显的社会性，他在和玛雷多娜见面的餐馆里，说起自己的16个月的服役经历时，就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换句话说就是现代生活，二十四小时都要服从当局，法国的年轻人面对权威，获得仅有一点自由，这实在是屈辱的人生，军队组织与产业组织是一样的，金钱的伦理就是秩序的伦理。”除了自身的实践的抱怨之外，他还说到了法国工人的劳动状况，说到了人民的残酷生活。所以当保罗一个人的时候，他像一个作家一样在纸上写下诸如此类的词语：沉默、空虚、没有人生的足迹、光线衰退……法国青年的彷徨、迷失，保罗是一个样本，戈达尔似乎想要从这个样本身上寻找出路，所以马克思就成为了他们的方向，保罗和朋友马塞尔参加工会会议，上街刷口号，在言论自由请愿书上签字，这些都是她们表达诉求的方式，但是很明显，这种表达是直接的，也是简单的，甚至只是一种形式意义，那辆SHAPE9435的车是美国人的车，保罗和马塞尔偷偷地在车身上写上了“女人孩子都被赶走了”，然后是大喊：“越南和平！”但是最后保罗假装给内务部打电话，接走玛雷多娜的那辆车不正是这一辆？当街上那个从保罗那里借走火柴的人自焚后，街上的口号变成了“越南和平已经死了”。一种破坏，变成了一种反讽，他们只不过是用一种粗浅的模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就像和马塞尔在一起的时候，有个人走进了餐馆问服务员体育馆如何走，保罗也学着他的样子问同样的问题，但是最后只不过变成了游戏，“他们说要了解一个人的话就变成那个人。我在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马塞尔刚刚还在看和社会有关的报纸，转身却走向另一桌，伸出手去向她借一块砂糖，手却故意碰到了女人的胸部，回来后，和保罗说起了碰到女人胸部的感觉，于是保罗也学着样子，走到那里，伸出手，拿起砂糖，趁机也碰到了胸部，然后回来后两个人似乎得到了某种满足。起先是学着他人的样子，后来是自我模仿，但是在戏谑的世界里，那种和社会的对立状态，寻找革命的动力，都变成了一个游戏，就像他们在洗衣房里，保罗谈起身后总是跟着一个人，但是却也不是同一个人，模仿之后是被模仿，单数的重复之后是复数，但不管如何，“就想跟着你，重点是人。”人变成了形式，变成了符号，变成了一个单数的、无力的存在。但是保罗在这个“沉默、空虚、没有人生足迹、光线衰退”的时代，还是想找到自己的方向，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绝对不让两条视线交汇。”其实是一种对自身过去的否定，所以从写开始，他期望交汇，而这个交汇的点便是玛雷多娜，所以他在真正认识玛雷多娜的时候说：“我想改变。”在他看来，无论谁都不能独立于这个世界，所以他在和玛雷多娜在卫生间聊天时回答她关于世界的中心是什么的时候，说“我想是爱吧”，所以他在给玛雷多娜录制声音时说：“我想和你在一起。”所以他会在餐馆里问她：“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无论是爱，是和你在一起，还是结婚，保罗的交汇更多是一种男女之情，从社会性的马克思式“解放人类”的构筑退回到男男女女的私人之情，是不是保罗自身的一种妥协，和马塞尔一样，故意触碰胸部，曾经和妓女出去，谈起和女人上床，他们的马克思掺杂着更多的身体欲望，而这一种欲望的表达到底是推进了融合，还是加剧了断裂？玛雷多娜的出现，对于保罗来说是一种改变，但是作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女性”，玛雷多娜身上却更多体现了可口可乐的性质，她喜欢打扮，注重自己的形象，以前干的摄影师工作是这一种性格的注解，而拥有一份时尚杂志的工作之后，这种性格里的消费主义和流行特色越来越明显，她喜欢唱歌并开始录制自己的歌曲，她关注的是自己歌曲在日本排行榜的排名，关注的是电视台采访时的自己的形象，却否定巴赫的音乐，说它“粗俗”，而在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却又说自己喜欢巴赫和披头士——一种谎言式的观点，永远在被装饰的生活里。玛雷多娜并不是一个人，她和好朋友伊丽莎白、卡多丽娜似乎组成了一种女性集体，脸上长着雀斑的伊丽莎白总是会在保罗面前说起和玛雷多娜出去的“那个人”，卡多丽娜似乎暗恋着保罗，她喜欢管弦乐，说巴赫的音乐“太棒了”，陪保罗去看玛雷多娜录制歌曲，在性格和爱好上似乎比玛雷多娜更接近保罗，但是在马塞尔问她关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她几乎是漠不关心，而这种和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状态也完整体现在另一个女人身上，那就是“19岁小姐”冠军，保罗在镜头外，他对她做了一次“调查”，问的问题中有“你认为社会主义有未来吗？”、“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对于‘反动’这个词有什么看法？”“了解人民阵线吗？”“关于避孕知道什么吗？”、“知道现在世界上哪里在打仗吗？”这些涉及到政治、世界局势、性等具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她总是尴尬地笑笑，“这是什么问题，我回答不了。”、“怎么都是这种问题！”、“我对哪里有战争没兴趣！”但是，在关于美国生活方式时，她却充满了羡慕，她说美国生活很棒，和法国不一样，那里生机勃勃，而且女性地位比较高。和法国作对比，明显是和现状作对比，而那个所谓的美国也无非是一种传说，而这种传说便是可口可乐式的消费生活，和选美比赛的奖品一样，一辆车可以让她出去旅行了，可以避开那些社会现实，这就是一种美国式的想象，充满了消费主义的特点，在和真正社会现实隔阂的状态下，“女性”其实和保罗、马塞尔为代表的“男性”，一样陷入到茫然和失落的现实里。所以，男性戴着面具，女性一无是处，成为了1965年的时代病，而这种时代病并没有因为男性女性的交汇而得到缓解，反而在“在一起”的向往和实践中越来越严重。保罗在“我想改变时”认识了玛雷多娜，但是戈达尔在这个场景中却完全设置了障碍，像一个隐喻，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流血的海洋里走向“什么都没留下”的结局。保罗是坐在凳子上写东西，靠门，接着，门开了，玛雷多娜进来了，坐在邻座的桌子上。保罗说起似乎在哪里见过，然后开始聊天，当保罗说起自己的经历，自己想要的改变时，玛雷多娜一直在照镜子、弄头发、看杂志，对于他说的那些东西似乎兴致不大，而保罗在说话，镜头是玛雷多娜，一种声画错位无疑表现了他们天然的隔阂。戈达尔似乎还不过瘾，当他们慢慢开始进入正题的时候，镜头对准的却是另一桌吵架的男女，而且他们的声音几乎盖过了保罗和玛雷多娜的对话，最后冲突产生了，男人抱着孩子开门走了出去，女人想要拉住他却无济于事，于是她走向桌子拿起包，然后走出门外，从包里拿出的手枪打向了男人，男人倒地，而在里面的保罗对着女人喊道：“门。”关于出轨的争吵，关于报复的枪声，似乎在保罗那里还比不上关门这个动作重要，但是，一种枪声和死亡渗透进他们走向爱情的生活时，是不是预示着“在一起”最后也是一种死亡？隔阂无处不在，在保罗和玛雷多娜关系发展中，他们也从来没有很幸福地“在一起”：在卫生间里，两个人深入交流，谈到交往的朋友，谈到世界的中心，谈到喜欢异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同框过，他们都在一种镜头的独立状态中；他们会因为在跳舞时的矛盾而产生不愉快，玛雷多娜和伊丽莎白离去，保罗却遇到了主动邀请他拍照的女人，在拉下帘子拍快照的时候，女人却说，摸一样胸部150法郎；他们也会在看电影时发生矛盾，那部电影里的男人也叫保罗，他用暴力的方式和女人在一起，底下的保罗变得不安，在叫了一声“托洛茨基分子”之后，独自跑到放映室，给他们念放映的标准，然后又跑到底下的墙壁上喷绘口号，而在上卫生间的时候，看到两个男人在亲热，他愤怒地在门口写下：“有种到公共场合去表演！”口号只不过是一种宣泄，对于保罗来说，是那种本应在一起而相融的关系，最后变成了无语，变成了分裂，“我们看电影总是失落，我们想看的电影发生在生活里。”甚至，保罗和玛雷多娜在床上入睡，也无关爱，无关性。一张大床，保罗钻进了被窝，玛雷多娜在他旁边，他们面对面，保罗摸了摸玛雷多娜的手，玛雷多娜也摸着保罗的头，但是他们的旁边坐着正在看书的伊丽莎白，她似乎在自己的阅读里，但一定是在场的旁观者，一种被置于公共关系的爱情里，何来身体的融合，何来情感的交流？慢慢张开眼睛的玛雷多娜似乎在自言自语：“我的爱是一个海洋，两个人站着……”彼此站着的分离状态，即使如大海一般的爱也无法消弭。而这也正是男性和女性在1965年的现实——保罗的世界中心是爱，玛雷多娜的中心则是我，我和爱之间永远隔着一片注满了鲜血的海。插入大字幕、省略、音画错位、镜头跳接、纪录片式的采访，这也是戈达尔镜头下的1965年，男性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马克思，它们是不断响起的枪声，但是那把枪却是对于出轨男人的惩罚；他们的世界里有革命，但是想要抗拒世界的自焚者却连一包火柴也没有；它们的世界里是口号，但是所有的口号都只是谩骂。所以保罗是彷徨的，是失落的，甚至是怀疑的：“杀了一个人，他就是凶手；杀了几百人，他是征服者；杀了所有人，他则是上帝。”而女性世界里，只有排行榜的唱片，只有对于巴赫的嘲弄，只有关于男女上床是不是一定做爱的讨论，所以玛雷多娜也是迷惘的——她怀孕了，却从来没有想到结婚，但是要流产，她又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除了注满鲜血的大海，其实还有一个该生下来还是该流产的孩子，这是属于1965年的时代难题：这是爱的结晶，还是革命的火种？这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还是可口可乐的消费者？而其实在1965年保罗和玛雷多娜还都是孩子，于是这个马克思和可口可乐并存的时代，他们都是一群需要长大的孩子，而戈达尔呢？35岁的他在影片宣传短文上说的，“在1965年冬天的巴黎，我发现自己在两轮选举中孤身一人。”一样彷徨，一样犹豫，一样苦闷，一样孤独，在某种隔阂状态中，他其实也在寻找方向，而这种寻找便是保罗在最后以哲学家的身份对社会进行的观察：从一月到三月，我一直在为民意调查机构做调查：为什么真空吸尘器卖得不好？你喜欢管装起司吗？你经常读书吗？骨骼健康吗？你对诗歌感兴趣吗？冬季运动呢？你对短裙有什么看法？假如你目睹一场事故，你会做什么？如果你的未婚妻跟一个黑人跑了，你会怎么样？你知道印度在闹饥荒吗？你知道共产主义者是什么吗？为了避孕，你更愿意吃避孕药还是用避孕环？你住在哪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为什么上流社会女子往往比劳工阶层女性更冷漠？你知道伊拉克人和库尔德人在打仗吗？这几个月来，我一点一点地发现，所有这些问题远远不能反映集体的精神面貌，更多的反而是欺瞒和扭曲。我经常无意识地就失去了客观性，这往往和采访对象表现出的一种无可避免的虚假相呼应。所以，无形之中我误导了他们，也被他们误导了。为什么？无疑这是因为民调和选样很快就会忘了它们真实的目的，即对行为的观察，并狡猾地偷换了价值判断。我发现，我问的所有问题都传递出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所对应的不是当前的社会风俗，而是昨天的，过去的。因此我得保持警惕。我偶然地随机观察到一些东西，它们成为我的指导方针。似乎开始深入社会的内部，开始观察现实的症状，开始思考人类的出路，而这种哲学家的视野终于将一个简单、冒进、作为男性的保罗杀死，“我认为不是自杀，是意外。”保罗死于失足坠楼，而带着肚子里孩子的玛雷多娜也把那个可口可乐的女性扼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迷茫。”一声枪响，是“Fin”——迷惘者死去，未知者死去，男性死去，女性死去，在枪声里1965年的时代远去，而另一声枪响将会响起：距1968年，还有三年。copy;本文版权归作者五行缺水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